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論國際知名度和爭議激烈度，似乎沒有人能超過余秋雨。
最新一屆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落幕時，余秋雨在博客中向觀眾告別，表示下一屆青歌賽將不再出任評委；并再三強調，幾度三番出任評委，目的在于“滲透文化話語、擴大文化氣氛”。對有些網民的“找茬”甚至惡言，余秋雨把它歸結為知識結構的問題。同時，對未來的青歌賽也提出了堅守文化本位的期望。
對此，新的爭議又起。“挺余”者繼續認為，沒有余秋雨的點評，青歌賽就沒有吸引力，許多人看青歌賽都是沖著余秋雨去的；放眼當今，把高層學術最新動態與既現代又通俗的傳導手段有機合成一體者，無人能出其右。“倒余”者則繼續撻伐其“口誤”與作秀，繼續懷疑其誠信乃至人品，進而指責現代傳媒借“文化口紅”嘩眾取寵，熱鬧程度絲毫不遜色于青歌賽本身。
必須看到，在對待余秋雨問題上，我們其實談不上公允。一種超乎尋常的關注度和話語熱度，使社會的價值判斷體系出現了扭曲。網絡暴力的破壞性又加劇了這種扭曲。每個被潮流裹挾而失去方向感的文化“閑人”，幾乎都在用無意識的瞎起哄和“太平拳”，干擾作家的正常創作，影響更多文化精品的誕生，最終也勢必妨礙文化大局。
余秋雨出現在一種社會轉型期，是他的一種幸運。其成名作《文化苦旅》付梓之時，正是我們剛剛走出文化禁錮之際。在思想剛剛解放、欲望正要放飛的階段里，市場準入的寬松，市場需求的多元，傳播手段的進步，當然還有作家本人的才華和勤奮，造就了余秋雨現象。
余秋雨出現在一種社會轉型期，又是他的一種不幸。無力的管理、滯后的法律、不健全的市場環境，催生了許多以罵人為生、靠罵人出名的所謂批評家，也催生了大量盜版、販假書商和以尋找名作“硬傷”、以揭名人隱私為樂的獵奇者。直至最后，只要盡力與“余秋雨”三個字沾邊，就保證了票房、保證了印數、保證了廣告。這是典型的“傍名牌”現象。
有人對余秋雨的歷史死揪不放，在其作品里拼命尋找各種遮掩、回避、淡化甚至撒謊的痕跡，并從其“文格”解剖至其人格，從文學形象敲打到道德形象。這又與死揪民營企業的“原罪”有幾分類似。
最新的一次攻訐是：余秋雨乃“唯利是圖”之輩！什么事呢？原來他把全部散文交予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文化苦旅全書》；又把全部論文交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余秋雨文集》。有人便認為，“全書”不“全”、“文集”不“集”，作者一書兩出是為了多掙版稅。且不說這里面肯定有作者和出版商自己的考慮，就算是為了多掙錢，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余秋雨有什么錯呢？大不了你不買書就是，鈔票才是你最好、也是惟一的“表決器”！
從個人感情來說，筆者還是喜歡余秋雨的散文的，也頗為欣賞其想與敦煌“外賊”斯坦因們坐下來比學問的“俠”氣。把這種感情放到整個文化市場里，我想還是很有“市場”的。所以在對待余秋雨問題上，我們應該在尊重之外，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淡然。畢竟，我們的文化品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們的文化產業才具雛形，需要呵護；民族復興除了經濟，還要有文化；而培育更多的文化大家，可以離這個目標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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