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海南省三亞市國土局發出公告，對月川新城區近13畝土地的使用權和拆遷安置捆綁掛牌出讓。與以往出讓不同的是，這一城市拆遷改造項目的拆遷部分，還是推行以地塊所在居委會成立公司組織拆遷新模式的試點。由此，舊城改造拆遷有望不再由政府一手包辦到底。(《海南日報》10月19日報道)

　　三亞的做法，是將土地的使用權和拆遷安置捆綁掛牌出讓，事實上是把一級開發、二級開發一攬子出讓，但是在土地出讓扣除拆遷費用之后，政府又對拆遷部分實行了“次市場化”處理——拆遷費用必須“經政府科學的總體評估后，出臺總體拆遷指導價格”，拆遷操作又必須交給“地塊所在居委會成立的拆遷公司”。
　　這樣的改革思路，確實前所未有，其優點也是明顯的。其中最大的好處，是政府不再和一家一戶的被拆遷者打交道，轉而交給地塊所在居委會辦的拆遷公司。而這樣的公司運作拆遷事物，最大的優勢是人頭熟、地面熟，哪一家的違章建筑是什么時候建的，怎么建起來的，是否應該付給拆遷補償，他們往往比政府部門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主體地位是“公司”，節約出來的拆遷費用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發展社區經濟”，因此與拆遷戶討價還價的動力要比政府人員足，從總體來說會節約拆遷費用。
　　但如此改革令人擔憂之處也有很多。其中最大的擔憂，還是上述的“次市場化”處理。人們有理由置疑：既然政府將土地的使用權和拆遷安置捆綁掛牌出讓，也就意味著拆遷費用要由土地競得人自己來出，而這樣的“政府指定”是否涉嫌以公權插手市場呢？另一個讓人擔心的是，注冊資本50萬元的“居委會拆遷公司”，卻要運作高達數千萬元的拆遷業務，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能量？誰來為他們提供資金運作擔保？此外，拆遷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絕不是“我給錢，你走人”那么簡單。如果遇到經濟方式無法解決的現實困難，“居委會拆遷公司”又怎么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協調資源、解決被拆遷戶的問題呢？
　　由此看來，在拆遷問題上，政府雖然交出了與一家一戶補償談判的棘手難題，但是責任同樣不輕。其一，拆遷費用的估值問題，由于涉及到價值評判權的認定，所以解決起來未必很輕松；其二，“居委會拆遷公司”由于前所未有，其官商、民商混合的特殊身份，政府有責任對其進行規范化監督；其三，拆遷補償由“政府——民眾”改為“公司——民眾”，政府的角色應該更加中立，拆遷中的違法行為，顯然是政府應該特別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