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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兩則新聞不妨比較閱讀：一是9月12日《廣州日報》消息說，上海整治群租行為，引發外來低收入者住宿困難；二是同日中國新聞網消息：今天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發布了《中國城市品牌報告》。排名前十位的大城市也存在宜居“軟肋”，其中深圳、上海、蘇州、北京、杭州五個城市置業成本最高。
越來越大的城市何以越來越不宜居？原因無非有二：一是越來越高的房價。譬如今年深圳房價半年時間暴漲了50%。房價持續上漲無疑增加了企業的商務成本和個人的居住成本。以經濟學而言，高房價對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擠壓已經無法被繁華的居住細節所遮蔽。二是公共服務政策對弱勢群體的邊緣化效應。廣州深圳的城中村、北京的地下室、上海的群租房，其實都是城市居住體系中留給外來人口的一塊地。政策一旦“堵”住了這頭的“秩序”、必然損害著城市生態中另外的“秩序”：趕走了低收入群體，生產鏈上的中間、上游階層也遲早無法“宜居”下去。在這個層面，我們要警惕戶籍藩籬之后的新“政策異動”：譬如以秩序為名對各個底層群體的整飭與驅逐。“宜居”的城市首先應當是“易居”的，從北宋開始，中國都城打破城內坊墻、開設店鋪發展貿易的時候，開放與融合便成了中國城市生命力之始源。當下的城市政策應當著眼于抑制房價的上漲，利用財稅杠桿來提供廉租房，以“白領公寓”、“打工者公寓”應對城市居住的結構性困局。越來越大的城市理應越來越“宜居”，畢竟，沒有一個城市是精英或富人們搭建的私家花園。宜居，不僅是一個面子問題，也是一個良心、或者政治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