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日前公布了《關于實施本市學生兒童大病醫療保險制度的具體辦法》。新學期起，學生兒童將正式享受醫保待遇。學生兒童大病醫療保險基金累計支付的最高限額為17萬元。《辦法》同時規定，交通事故或其他責任事故造成傷害的；本人吸毒、打架斗毆或因其他違法行為造成傷害的；因自殺、自殘、酗酒等原因進行治療的六種情況醫保基金不予支付。（7月22日《新京報》）學生兒童醫保從無到有，固然可喜，但《辦法》對學生兒童醫保“門檻”的設置條件似乎有些過高。 
    一方面，學生兒童身心健康與否，不論對學生兒童本人、家庭，還是對社會、國家都至關重要，因而學生兒童理應獲得更多更好的醫療保障，社會醫療資源應適當向他們傾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有關部門過去把這一群體放在被“遺忘”的角落，這本身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今終于有章可循，但遺憾的是，對照《辦法》規定的對學生兒童醫保說“不”的六種情形，與適用于成人的《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的條件幾乎是一樣的。這種制度設計，忽視了學生兒童本身及其在社會中的特殊性，勢必影響到學生兒童醫保的效果和質量。
    另一方面，“交通事故或其他責任事故造成傷害的”不予支付醫保基金的做法本身也值得商榷。現實生活中，學生兒童發生此類事故是較為常見的，事故的種類有很多，在交通事故或其他責任事故中的責任分擔也是千差萬別的，如此不分種類、不分責任，一律“一刀切”不予支付醫保基金，難道要讓學生兒童獨自承擔責任？要知道，醫療保險是對公民的一種“生存照顧”，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顯然是有悖這一初衷的。即使需要加以規范的話，也應當在分清責任的基礎上予以區別對待，比如可以規定在交通事故或其他責任事故中承擔全部或主要責任的，可以不予或減少支付醫保基金。
    另外，筆者注意到，在與醫療保險類似，同樣體現政府對公民“生存照顧”的工傷保險，其不予支付工傷保險金的范疇則大為縮小。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只規定了職工有“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醉酒致傷亡的、自殘或自殺的”三種情形，才不予認定工傷，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兩相對照，我們對學生兒童醫保的規定是不是太苛刻了？
    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在新學期到來前，再次審視目前《辦法》對學生兒童享受醫保條件的限制，真正考慮到學生兒童參與醫保的價值，同時與相關法律法規相銜接，適當降低學生兒童醫保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