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定數量的國有資產和國有土地收益劃撥給社會保障基金，可以把存量資源盤活并與增量資源相統籌，使基金積累模式立即運轉起來。
　　勞動力市場長期分割是造成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深層原因。與勞動力市場統一密切相關，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另一項制度性建設，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中國在養老、醫療、失業等基本社會保障領域面臨兩個挑戰：一是同其他國家一樣，原有的現收現付體制在財政上難以為繼，而且造成嚴重的低效率；二是數以億計的勞動者及其家庭沒有被納入任何保障體系。
　　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和社會對以公有經濟部門職工為主體的城鎮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責任不可能推脫。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新制度，都必須花費與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需要相適應的巨額資金。因此，問題僅是如何盡可能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基金積累制因其對相關各方都具有較完整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應當自然地成為選擇。
　　采取基金積累制的理由還在于，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困難已十分嚴重，越來越多的地方入不敷出，繼續提高繳費率對大多數企業來說不可能承受，靠擠占挪借終歸不是長久之計。而政府預算對社會養老保險給予長期的巨額扶持既不可能又不合理，且義務教育、環境保護、社會治安、行政管理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處于嚴重的經費不足狀態，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支出。基金積累制的實質是強制儲蓄，而在中國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居民儲蓄養老有很久遠的傳統，因此推行個人賬戶式的養老保險也許比其他許多國家更容易。
　　有許多因素會誘導我們把基金積累制與現收現付制結合起來。然而，迄今為止，基本養老保險采用部分積累制尚無成功先例。從理論角度看，部分積累制總是意味著某種“雙軌制”，僅考慮管理成本就不甚可取。而且統收統支的那一部分，必然導致繳費貢獻與退休享用相脫節，意味著通過行政性手段來分配調撥資源，既不能保證較高的效率也不能達到可能的公平。對勞動者個人來說缺乏直接的激勵作用，同時也沒有可能給予任何有效的監督。當個人賬戶不能占到足夠大比重時，人們對其關心的程度會大幅度減弱，原來預期的積極作用也必將大打折扣。因此，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完全積累制。
　　另外，一種與城市化進程被人為拖延不無關聯的觀點，是堅持排斥農民進入統一社會保障體系。其理由之一，是農民的承包土地可以成為最好的社會保障。
　　但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都會發現，此說難以成立：第一，土地是農民家庭的生產資料，如果要將其用于養老或醫療，就必須出賣；第二，在法律上，農民不能自由出售土地；第三，國家壟斷非農用地的一級市場，農民并不能得到大部分土地出讓收益；第四，土地有級差，不同條件、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讓價格可能有天壤之別；第五，農民從土地非農化過程中得到的現金收入可能儲蓄也可能消費，但兩者都不屬于社會保障；第六，任何國家，特別是工業化有所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無視公民缺乏最基本保障的事實，否則經濟社會穩定就難以維持，換言之，政府要對所有農村居民承擔一定的社會保障責任，這是不容討論的既定前提。
　　總之，由于經濟高速發展，人口也比較年輕，又不存在高福利國家那樣的負擔，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問題相對來說更容易解決。首先，必須確立起基金積累的模式，不能重復歐洲的“大鍋飯”制度，但也不應該搞成自由分散的基金運作；其次，必須保持開放形態，把進城農民以及沒有進城的農民逐步納入基本保障體系。
　　但是，疑問馬上產生：哪來那么多錢呢？誰會為過去沒有積累的中老年職工及農民提供積累呢？因此，結論似乎只能是，新體制要么不能轉動，要么只能“空轉”。
　　對此，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們就開始形成一個所謂“一石三鳥”的“幻想”，即把一定數量的國有資產和國有土地收益劃撥給社會保障基金，使基金積累模式立即運轉起來，可以為每個人算賬到每一年每一月，不需要所謂劃分老人、中人、新人的過渡辦法；由此，使國有企業立即改變“所有者缺位”狀況，而且可以通過市場更順利、更平穩地調整產權結構；使農村人口城市化加快步伐，避免土地用途轉變收益被各級政府挪作他用，甚至也可避免補償給農民的資金被農民自己揮霍一空。
　　這種思路的要點在于把存量資源盤活并與增量資源相統籌，使新機制迅即運行起來。持反對意見的人，總是擔心資金問題，其實絕大多數時候，他們是把現金流與資金總量搞混了。中國這樣的高速成長經濟，為居民提供基本養老保險應當說絕對沒有問題。當然，“絕對”這個詞絕對應當少用。

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