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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組織的“綠色中國——環保公益日”活動上，國家環保總局官員表示，中國公眾應該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對各類環保公共事務進行深度參與。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關牧村等18名全國政協委員，也聯名提交過一份提案，建議用法律手段建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機制，有效引導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新京報》4月1日）
動員公眾對各類環境公共事務進行深度參與——相對于過去拒絕公眾參與或忽視公眾的力量，認識到公眾深度參與對環保治理的關鍵重要，這是相當大的進步。韋伯早就深刻指出，社會經濟發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權力就越有必要通過賦予民權與公眾聯合，否則必然處處受制于各種地方或集團利益，中國當下的環保困境正在于此。
但筆者以為，不能僅把公眾設置為環保的被動“參與者”，應該通過強調諸種公民環境權利，賦予公眾環保主體的身份。“參與者”只是一種邊緣和從屬身份，一種“為他人作嫁衣裳”、“幫助政府搞環保”的工具性角色，帶著濃厚的義務色彩，這種從屬身份和工具角色，不利于調動起公眾對環保“共同的利益感覺”，難以讓公眾對環保產生價值歸屬感。只有以權利保障使公眾成為環保的主角，強化公眾“環境主人”、“環保主體”而不是“參與者”的意識，環境保護才能成為一場公民自發運動。
對公眾環保“參與者”的定位暗含著這樣一種判斷：環境保護不是哪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種公益事業，環境遭破壞了人人都得承受破壞的代價，所以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大家都得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這話肯定不錯，但這種含糊的“人人有責”很容易在混亂不清的產權中變成“人人無責”，“公地悲劇”理論眾所周知：一塊無主的牧場，必然誘使牧民無節制地放牧，最后導致該牧場退化甚至變成沙地。只有通過法律界定將“公益”具化為一個個個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私益，讓一個個公民以主人的身份去捍衛自己的私益，而不僅是把環境定位為“公益”讓人參與，環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護。
我們也常會在各種環保宣傳中聽到諸如“保護環境，從我做起”、“人人都是環境的主人”、“做生態環境的小主人”之類的話語，但這種宣傳并非為強調公民對環境的權利，而是為讓公民承擔某種環保義務，諸如不亂扔垃圾、不隨地吐痰、不破壞植被等等，公民還只是被置以邊緣的“參與”角色。真正的環境主人，意味著每個公民成為環境的權利主體：他有飲用清潔的水、呼吸潔凈的空氣、免受污染傷害的權利，如果企業排放的污水損害到他的健康，他有權向污染企業索賠；如果煤礦泛濫開采導致的塌陷使他無法種田，他有權向法院起訴；一家電廠在建立之前，相鄰的他有權與企業就污染補償進行討價還價。在環境產權界定中賦予老百姓對公共環境一束法律權利：使用權、知情權、受益權、損害受償權、清潔水權等等，如果公民能成為這樣的權利主體，公眾自然會在切身的環境利益和“共同的利益感覺”中養成對公共環境的保護意識，環境保護根本無須動員。
前段時間曾有調查顯示，公眾在環保上呈現出嚴重的“人格分裂”：一方面，86％的公眾認同污染對現代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痛恨環保，另一方面，公眾的環保意識總體得分僅為57.05分，環保行為得分僅為55.17分，意識和行為雙雙不及格。有人認為造成這種人格分裂的根源在觀念、認識和素質問題，筆者認為這跟素質和觀念毫無關系，而與公共環境的產權混亂有關。
籠統地說中國人環保意識差是很不準確的，這種評價只能限定于公共環境上，在私人領地的環境意識和環保行為上，中國人一定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了：中國人如今家居裝修最講究的是什么，是材料要環保，室內空氣要達標，買地板、置家具、購家電、刷墻漆時首先問的都是環保有沒有達標，環保訴求可謂登峰造極；吃東西講究是不是綠色產品，有沒有環保質量認證，喝水講究是不是純天然……與這種私人領地上環保訴求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公共環境上環保意識非常差。常居國外的朋友每次回國時都會感慨：中國人私人家里的裝修都越來越精致漂亮，保持得很干凈；但是一進入過道這樣的公共空間，往往都沒有燈光、沒有裝飾，墻上與地上通常是臟乎乎的。
公共環境如此惡劣，這就是把公共環境定位為“公益”僅讓公眾“參與”的結果，“參與者”的邊緣身份根本激不起公眾的環保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