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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國人口控制難題再度受到社會各界的格外關注。
本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控制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此前一天，《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發布，首度公開承認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彈勢能大，要繼續維持“低水平”的代價越來越高，21世紀中國始終面臨人口總量所帶來的一系列嚴峻挑戰。
而自本月初以來，有錢成為超生“護照”——“超生新貴”成為計生違法特殊群體的新聞報道，也持續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
我國從1973年開始全面推進計生政策，上世紀80年代末又將計劃生育上升為國策。34年間，中國少生人口約4.5億人，比其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提前約半個世紀進入低生育國家行列。如果不是這樣，今天的中國，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矛盾將勢必更加突出，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沖突更為激烈。這個成績有目共睹，并得到國際主流輿論的認同并尊重。可見，基于國情現狀，國家繼續堅持計生國策毫不動搖，實施新的人口控制戰略，是對中華民族未來負責的明智之舉。由此，我們對國家適時出臺“決定”深以為然。
計生政策34年持之以恒，但中國的社情民意卻已深刻變化，計生國策自身的局限性必然導致的“副作用”，也造成社會老齡化加速，家庭撫養比例提高，男多女少結婚難，城鄉人口流動快于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水平等一系列復雜難題，愈益顯性地引發社會的不穩定和不和諧。
更為急迫的是，實現計生目標的傳統思路、方式、控制手段，已嚴重不適應國內勞動力市場化、育齡夫婦由“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傳統的以宣傳教育、行政調控處罰為主的人口控制辦法，不光效果日益衰減，甚至在“超生游擊隊”面前早呈束手無策之態。法律手段雖應運而生，但受制于國內有法不依的大環境，效果亦十分有限。譬如，有錢成為超生“護照”——富人名人成為“超生新貴”就是例證之一。
此外，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宗教文化對生育權的詮釋，對中國的沖擊以及背后隱含的復雜的國際背景，國內人權理念普及張揚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不加區分等等，都造成了社會各界包括一些地方計生官員，對計生工作出現迷惘、動搖乃至解散隊伍撤并機構的事情。本來，人權所包含的生育權有國與國之間的特殊性。就中國的現狀，生育權必須受到一定節制——為人與自然、環境、資源、社會的和諧相處而節制，為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的基本生存權而節制!而正因為迷惘與動搖乃至“撤廟減和尚”未能遏制于萌芽狀態，才導致這些年來全社會在計生問題上的思想混亂，致使某些地區計生出現失控態勢。
依經驗評估，低生育反彈面臨的實際壓力，可能比本月11日公布的“報告”更甚，有鑒于此，我們對決策層適時出臺“決定”，嚴肅綱紀，確立控制目標，改良政策手段，遏制失控態勢等主張感到由衷欣慰。然而，原則性的“決定”如何落實于基層，卻是個大難題，也是個老問題。
我們以為，傳統辦法得繼續用，征收社會撫養費也要堅持，行政手段也不能廢，但貫徹落實“決定”尤須創新思路、機制和方法，建立起新的計生控制模式。
何謂“新”？最關鍵在于綜合運用好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毫不遲疑地把計生控制目標與加快推進全民社保相結合，與婦女兒童政策、教育政策、公共衛生政策、社會福利政策互相融合……總之，只有盡快實現多數中國人從依賴兒女養老到依靠社會養老的轉變，國家的計生目標才能建立于廣泛的民意基礎而真正落實于有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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