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范長國 攝

    北京市西城區有條著名的金融街，這里聚集了數量眾多的國內大型金融機構。然而，法官們發現，近年來在這里發生的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也更“多發”。由于我國國內信用卡產業發展較晚，制度不夠完善和健全，在風險管理上銀行方面明顯地“經驗不足”，甚至在防范信用卡欺詐風險方面顯得疏忽和“麻木”。

　　北京市西城法院刑二庭庭長徐麗文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一些犯罪分子不斷地利用信用卡的特點和銀行管理漏洞實施各種信用卡詐騙行為”。據介紹，從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間，他們共審結信用卡詐騙案件17件，涉案被告人25人，涉案金額共計人民幣240余萬元，這些案件涉及到包括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北京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廣發銀行、中信銀行、福建興業銀行、深發銀行在內的多家金融機構。
　　來自西城法院的調研顯示，在新類型信用卡詐騙案件中，銀行監管有明顯漏洞：
　　其一，各銀行信用卡部門采用片面追求發卡量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時，對申辦對象的個人基本情況不會仔細核實，這就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據法官張傳榮介紹，犯罪分子吳青霞先后冒用他人名義以及使用自己的身份證在中國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7家銀行辦理了16張信用卡。2006年9月至2008年4月間，吳青霞使用其中的8張信用卡消費透支人民幣8萬余元，同時在上述銀行惡意透支3.9萬余元。
　　徐麗文法官說，在信用卡申請的環節上，各銀行雖均有“實名制”的要求，但在具體的操作中，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變通措施，“代辦”的情況比較普遍，而代辦人與申請人間的關系，以現階段銀行的審查力度根本無法達到翔實和準確。即便申請人本人前來提交的申辦材料，銀行的審查工作也尚停留在形式層面，而對提交材料的真實性(職業、地址、收入情況等)，銀行工作人員也難以逐一開展核實工作，“放低門檻”變成了“沒門檻”，銀行將信用卡發給了沒有信用基礎的持卡人，“惡意透支”成為了無法避免的收場方式。
　　其二，POS機具的設立和開通過于隨意，對使用POS機具的授信商戶監管無力。各銀行為授信商戶開通的POS機，實現信用卡消費職能的同時，也極易成為犯罪分子實施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必備工具。在犯罪分子陳征等人使用偽造的境外信用卡實施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案件中，陳征使用一張已被吊銷的私營企業的營業執照，居然還能從銀行成功申領到POS機，而且該營業執照中所注明的經營地點早已不復存在了，此后在稅務部門已對該企業作出“非正常狀態”認定之后，在陳征的要求下銀行還為該POS機開通了外幣服務功能，致使在隨后不到一個月，陳征使用偽造的境外信用卡通過該POS機瘋狂實施了數百次“套現”行為，造成發卡銀行損失達140余萬元。
　　據了解，各銀行在為授信商戶設立和開通POS機前后均有規范的操作流程要求和監管措施，但可惜的是，在執行中并未落到實處，陳征等人信用卡詐騙案件中，一部POS機在一天中的連續發生近百筆境外卡刷卡操作，國內收單銀行對上述異常交易并未進行欺詐風險的識別和控制。直到境外發卡行上報國際VISA欺詐交易報表后，收單銀行才意識到了“可能發生了偽卡套現行為”，無形中放任了犯罪分子的不法行為。
　　其三，對持卡人、授信商戶并未進行必要的義務交待和風險提示。銀行工作人員往往會忽略該項工作，導致持卡人或申領人搞不清“透支”與“惡意透支”、“取現”與“套現”等行為的本質區別，在法院審理的部分“惡意透支”類信用卡詐騙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會有“還不起銀行錢就坐牢、坐了牢就不用還錢”的荒誕想法。而在社會生活中，“套現公司”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竟也成為了很有前途的“新興產業”。以王超信用卡詐騙案為例，王超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費，并多次從不法人員處套取現金，無視銀行工作人員的催收，在被訴至法院后，審判人員在庭審中發現王超對信用卡的使用常識極為匱乏，后經教育，王超及時彌補了銀行的損失，法院最終對其判處了非監禁刑。
　　對此，法官們建議，在銀行與公安和民政部門之間、各銀行之間應建立信息共享，并在跨行之間形成風險評價信息的共享，形成類似的“黑名單”，對于在多家銀行申辦信用卡的或者存在不良記錄的人，嚴格控制其再次申辦信用卡。個人不良信用一旦發生，各銀行相互通報，杜絕在多家銀行惡意透支的案件發生。
　　同時，規范POS機設立程序，嚴格特約商戶準入和監管，建立類似于貸款審批前的等級評價體制，應發展信譽良好的商戶作為特約商戶，對那些稅務狀況不穩定的申請人予以詳盡甄別后謹慎辦理，特別是要限制外幣業務的隨意開通。在開通POS機業務后，收單銀行和發卡銀行要相互配合，對可疑交易信息早發現、早識別、早預警，必要時可采用先行拒付的非常規手段。
　　此外，應堅決打擊“信用卡套現”行為。“信用卡套現”問題的性質已從行業打擊的違規操作上升為刑法調整的犯罪行為，暴露出該行為已成為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秩序的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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