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五月的進出口數據超乎預期的樂觀，但是中國的外貿企業面臨高企的成本依然充滿擔憂。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些都使企業利潤率承受壓力。與此同時，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也面臨被動調整的推力。專家表示，要變被動調整為主動調整，在漸進的過程中實現外貿“去廉價化”與結構升級。
　　近期，工資上漲“大幕”在很多省市拉開。今年4月1日，上海市每月最低工資標準率先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此后，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天津、山西、山東等14個省市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甚至有省份超過了20%。
　　“勞工成本的上升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說是必然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晉斌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中國經濟中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滯后了，而中國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明顯不足，要素收入在初次分配的比例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都是下降的。此外，外資企業對弱勢勞工群體勞動力付出存在長期的補償不足。因此，勞工工資的快速上升可以看作是對上述三個因素存在明顯不足的市場自我糾偏。
　　“加薪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是件好事，可以達到人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最終目標；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無疑增加了外貿企業的成本，短期對于出口和增長產生了沖擊。”王晉斌說。
　　除了勞動力成本之外，土地、水等資源能源方面的投入成本也在增加。“國際市場原油、鐵礦砂等大宗產品進入價格恢復通道，截至今年3月，我國初級產品進口價格水平已連續4個月呈現兩位數上漲，且漲幅逐月升高。”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白樹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此外，中國目前還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國際貨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孫華妤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6月15日公布的真實有效匯率，從2010年1月到5月，歐元區整體貶值7.84%，美元升值2.62%，人民幣升值5.49%。這意味著，雖然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保持不變，人民幣相對歐元區實際有效升值接近13.33%，相當對美元實際有效升值接近2.87%。人民幣對歐元的實際大幅度升值，會減慢中國對歐洲市場出口的恢復性增長，促進進口增加，同時也加劇中國產品在非歐元區市場上與歐元區產品的競爭壓力。
　　專家分析，高企的成本將使外貿企業利潤率承壓。這是因為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由國際市場決定，制造商很難將增加的成本轉嫁出去，中國外貿或將告別“廉價時代”。在此過程中，實力不濟的企業可能將遭淘汰，外貿結構面臨被動調整的推力，長期以來中國制造業依靠低工資、高消耗、高排放推動增長的模式將難以為繼。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必然要上升，這是必然趨勢，是不可人為進行阻擋的。企業很難繼續過去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策略。所以，現在政府、企業和社會都應該形成共識，原來基于低成本勞動力的模式必須進行改革。
　　王晉斌也表示，自90年代中期以來，制造業順差一直占據了貿易順差的90%以上。在對外貿易上中國經濟選擇了只要就業、不要利潤的路徑。今天看來，確實存在惡化貿易條件、過多消耗資源等弊端，需要糾正。
　　“但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政策不能矯枉過正。”王晉斌提醒說：“這對中國外貿的結構升級是一個機遇，但引發因素卻是被動的，要變被動調整為主動調整，要求‘去廉價化’不能來得太猛，否則制定的政策會產生過大的沖擊：要么政策無法承擔成本、要么對就業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白樹強也表示，目前，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仍將在一定時期內形成貿易順差，但隨著我國在外貿領域著力于“拓市場、調結構、促平衡”，貿易順差規模將繼續減少，對外貿易發展趨于基本平衡。我國的出口企業應早做應對，抓住貿易增長方式轉變這個根本方向，早日實現外貿結構升級，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孫華妤指出，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升值都會減少出口企業利潤。在意識到原來的產品、市場將長期無利可圖時，企業就會開發新產品、新市場，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企業倒下，但存活下來的一定是實現了升級換代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