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附近拍攝的華爾街的路標。新華社/路透

    國際金融危機啟動了全球金融中心新一輪深度調整，有的將在經濟衰退中轉變或萎縮、有的則通過轉型或創新脫穎而出。金融學專家、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教授日前指出，調整后少數“寡頭金融中心”局面或將結束，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金融中心在經濟復蘇的進程中將呈現出新格局。目前，全球金融中心發展呈現出七大新趨勢。

　　趨勢一：區域金融中心發展迅猛

　　國際金融危機將進一步堅定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創建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心。俄羅斯尋求實現盧布與人民幣的貿易結算，并與歐洲結成同盟抗衡美國；巴西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呈逆勢而上趨勢；印度建設孟買金融中心的雄心盡管由于貨幣貶值和股市下挫的挑戰而受到重創，但憑借其產業優勢與人力優勢，印度不會放棄攀登亞洲金融中心高峰的雄心。
　　與危機前相比，新興國家創建金融中心得到了更多的認同與準入空間。陸紅軍認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將使我國同時擁有香港和上海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將穩步贏得與國力相適應的主導權，并成為新一輪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中堅力量和世界經濟的穩定器。依托上海浦東新區等綜合改革配套試驗，我國還將取得金融創新在要素市場(尤其是人民幣新產品、債券市場、資本市場及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結合點)的突破，成為全球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成功經驗的提供者。

　　趨勢二：不同經濟體間實現對稱金融合作

　　金融海嘯給全球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在國際金融交易與監管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主要發達國家為源頭的金融危機由全球買單，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風險由區域級國際金融中心分攤。
　　目前的狀態是美國決意不想退出全球金融的霸主地位；歐洲真正的目標是想建立一個統一體以擴大歐盟在全球的權力；而新興國家集團只想保護資源安全與貨幣安全。歐美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安全預警和聯合干預機制，尤其在定價與評級機制上缺乏透明度與公正性。今后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及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必將更加重視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信息對接，特別是跨金融中心的合作安全與金融安全，這種對稱性合作將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經濟三大經濟體系中得到充實與加強。

　　趨勢三：全球金融監管將呈現“跨中心化”

　　全球金融監管的“跨中心化”，是本次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特別關注的熱點。過去金融中心之間往往是合作大于監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金融中心的功能越來越全球化，而對該國金融中心要素市場的監管，比如對儲蓄貨幣、外匯市場、衍生品市場、信貸市場的監管，卻仍然以主權國家為主，從而導致日益拓展的主權國家與收縮的跨國監管之間形成矛盾，產生風險。今后國際金融中心的監管模式，將按照“超主權監管”的思路，走向“跨中心化”。

　　趨勢四：“美國中心”模式將發生重大轉變

　　在金融危機中，美國大型投行與全能型的商業銀行都已經受到重創，今后美國金融體系的國家隊是誰，美國金融體系的核心支柱行業及其商業模式將如何變化，這些都關系著美國國際金融中心模式在未來的走向。
　　陸紅軍說，上世紀80年代美國遭遇“儲貸會危機”，最后以債券股權的大重組和機構的大并購收場。盡管目前美國各大金融中心的命運還取決于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平衡、美元在全球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絕對控制地位、美式金融機構商業模式以及美聯儲未來宏觀監控的角色等因素，但美聯儲將承擔更多宏觀調控和金融機構監管職能，必將改變美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

　　趨勢五：歐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上升

　　自從紐約取代倫敦成為世界首席金融中心后，英國一直充當金融體系輸出國的角色，并以此作為國家競爭軟實力，這從同屬英聯邦體系的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經驗中可見一斑。就在次貸危機前，英國還以“原則監管”與美國的“規則監管”相競爭，以吸引更多公司到倫敦上市。經歷金融海嘯后，倫敦在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從當前及未來金融視角來看，歐洲堅持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化的確是符合歷史趨勢的舉措，歐洲金融中心將成為全球最全面和最嚴格監管準則的輸出地。

　　趨勢六：全球金融中心將回歸實體化

　　在經歷了過度創新的大災難后，世界金融已回歸理性，更加注重與實體經濟的合理關系，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科技中心更加緊密結合的趨勢已經顯現，平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將成為金融中心的主旋律。各國金融中心將大力發展制造業，調整金融業，開發高科技。囊括了集物流、基礎設施、投融資與港口建設的航運中心，再將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佳搭檔。雖然上世紀歐美與亞洲的航運中心已得到長足發展，但作為現代服務業，正在進行新的產業聚合與提升，將成為各國振興經濟和全球復蘇的亮點。

　　趨勢七：人民幣地位上升催生新的國際金融中心

　　人民幣的地位將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進一步得到提升。當美元取代英鎊之時美國產生了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當人民幣取得與中國經濟發展相匹配地位的時候，必將催生新的國際金融中心。
　　陸紅軍分析說，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人民幣交易、結算網絡形成過程中，上海將快速成為人民幣新產品研發中心和清算交易的中心，香港將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紐約和倫敦等有可能成為人民幣在北美和歐洲的交易中心，世界主要的證券交易所都會出現人民幣交易的股票與債券等產品。在國際投資與貿易融資中，人民幣在各交易中心的清算、交易、結算及其衍生品的拓展將形成新版圖。
　　總結國際金融中心當前發展的新趨勢，陸紅軍認為，全球金融失衡給了我國崛起的新契機，我們應在吸取國際經驗的基礎上，順勢建立中國式的國際金融中心，同時推進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構，盡快使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與經濟地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