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高交會17日在深圳閉幕，慣常強調政府做了多少事情的深圳市此次卻一反常態，稱政府正在學會“放手”。這使得“中國科技第一展會”的市場化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娛樂機器人在高交會上吹奏薩克斯管。新華社記者 周文杰 攝

曙光初現：有一種學問叫“放手”

　　一個月前，有心的記者就發現，往屆高交會報名工作都是由深圳市委宣傳部辦理的，而今年卻統歸高交會交易中心。在此前的深圳行政體制改革中，高交會交易中心已經不再是政府事業單位，改為企業化運作。
　　參加過歷屆高交會的工作人員、高交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深圳市貿工局局長王學為告訴記者，九年來高交會的規模越辦越大，而政府投入卻在逐年減少。1999年首屆高交會，深圳市的投入不少于一億元，去年第八屆高交會，深圳市只投入了1000萬元左右，其中主要是接待費用。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高交會正呈現出政府投入遞減與展會產出遞增并存的喜人現象。
　　典型一例是海外展團的招組展工作。組委會利用海外中介機構的力量，委托其開展招組展工作，韓國、美國、奧地利等地都采取這種與中介機構聯合招展的市場化模式，掀起空前的參展熱潮。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參展規模逐年擴大，已取得巨大成功。
　　在高交會籌備方面，組委會早就采取了營銷的市場化模式。近幾年，高交會的全球招組展網絡逐步完善，目前國內已有近10個辦事處，英國、德國、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國也設立了代理機構。在法國，組委會利用當地專業協會的全球營銷網絡推介高交會。
　　由于在市場化、專業化方面的積極探索，高交會逐漸得到了市場各方的積極認可，無論是從展會規模，還是參展商人數，都是逐年增加。盡管從第五屆高交會開始，就不再公布具體成交數額，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交會的效果一年比一年好。

一位客商在高交會上試用一款高清晰度紅外線夜視儀。新華社記者 周文杰 攝

政府主導的辦展模式容易“攤大餅”

　　據記者調查，盡管高交會已經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但與漢諾威等國際性展會相比，高交會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政府主導色彩。這主要體現在高交會仍然需要各部委采取發文、打招呼等方式，組織各省市企業參展。在高交會舉辦之初，采用這種方式能夠保證展會的規模和層次，但如果長期不加改革的話，就完全與高交會的市場化取向背道而馳。
　　深圳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由于采取政府主導的辦展模式，高交會組委會已經出現了“攤大餅”現象，主辦單位越來越多，工作效率越來越低。首屆高交會的主辦單位只有五家，在辦會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部委增加進來，目前高交會的主辦單位已經達到11家。這固然增加了高交會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但由于主辦單位太多，僅僅發一次文，獲得各個部委的認可，就要消耗很多時間，組委會的工作效率無形中受到很大影響。
　　針對這一弊端，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表示，高交會應該將辦展辦會的各個環節，盡量交給中介去做，改革組委會的運作模式，提高效率，同時辦展時應更多考慮市場性因素，爭取早日“斷奶”。此外，在專業化方面，高交會固然做了很多探索，但與市場的需要還有比較遠的距離。
　　目前，高交會組委會提出充分利用高交會平臺，借助高交會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以1+N形式引進和培育高交會專業產品展的發展新思路。“1”即10月份綜合性高交會，“N”即其他時段的市場化專業分會，“1+N”即以10月份綜合性高交會為主體，其他時段的市場化專業分會為補充。從幾次專業展會的效果來看，這應該是高交會專業化發展的方向。

高新技術類展會需要統一清理規劃

　　從國內的情況著眼，各地蜂擁而起的高科技展會出現的重復辦展和無序競爭，也給高交會的發展造成了影響。據粗略統計，目前國內高科技類展會有9月北京科博會、10月深圳高交會、11月重慶高交會，再加上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這些展會時間比較集中、內容比較相似，互相爭奪客源的情況時有發生。
　　王學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展會的密集程度實際上反映了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行業發展態勢。但現在從全國的形勢來看，確實出現了展會過多過濫的情況，這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績，主觀意愿不符合實際造成的。
　　王學為說，以他的經驗，會展經濟有個“七年之癢”：頭一年，政府熱情很高，該投入多少絲毫不在乎；然而辦過幾屆后，政府的熱情就會減退，大家就會反思展會還要不要辦下去。這個時候，受企業的歡迎程度就成了重要的衡量標準。好的展會收費很高也有企業擠進來，不好的展會貼錢給企業他也不干。以華為為例，為參加世界電信展，企業每年都要花費一億元以上，但還是要去。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地的展會目前已經進入分化的關口。
　　王學為表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利用這一時機，對各地舉辦的展會進行清理，一些不受企業歡迎、勞民傷財的展會應該取消，一些重點的、有前景的展會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應加強對全國會展經濟的總體規劃與布局研究，這在現階段是客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