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并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融資平臺近來頗受重視，最重要的緣由恐怕在于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規模達5萬多億元這個數字。由于債務規模的高企，金融機構開始警覺，中央財經部門也表現出更多的擔憂。
　　地方投融資平臺為地方政府“造殼”建成，主要有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城建開發公司、城建資產經營公司等各種不同類型的公司，其融資目的是用于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這些平臺多數歷史已經不短。
　　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主要體現為與地方財政相關的連帶風險，以及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當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規模并不大時，確實不容易引人注意，況且又有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故此其財政連帶風險和金融風險，自然也不會引起重視。
　　當前，有關地方財政困難的聲音一直很多。在2009年，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曲線”發債，不過，相關金融產品并沒有受到市場的歡迎。更值得玩味的，是現實中特有的地方政經生態：一方面，地方政府運行成本居高不下，且浪費現象嚴重，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叫窮的聲音不絕于耳。
　　某種意義上，財政壓力與地方投融資平臺債務產生的另一種壓力，在更深的程度上加大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的城市，對土地財政的偏好一直較強，而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則更陷入了對轉移支付和賣地收入的雙重依賴當中。
　　針對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有意見認為，應該肯定其已發揮的作用，畢竟，不少基礎設施建設為公共事業，項目收益性較低，依靠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能夠推動一些帶有公益性的項目。同時，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一些債務融資行為，對經濟增長也能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
　　這些意見不無道理。不過，考慮到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規模的逐漸增大，特別是2009年以來，政府融資平臺負債快速增長，但償債能力減弱，隱性風險顯現化的可能性也在加大。金融機構的擔憂自然顯得順理成章，一旦融資平臺債務累及地方財政，就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債務問題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懼怕隱性風險顯性化是沒有用的，關鍵還是要在看清楚問題的癥結之后，及早行動，及早規范。當然，這也不是說，因為政府融資平臺風險的存在，就刻意去“引爆”風險，而是須承認問題的現實性，采取漸進療法，逐步化解風險。
　　首要的一步，恐怕須進一步摸清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家底，使得融資狀況更為透明，而不能是一筆糊涂賬。在此基礎上，也要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規范，完善平臺公司的治理結構。根據此前媒體的報道，一份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文件正在擬定中。報道中，該文件擬將當期項目分為公益類項目和經營性項目，其中公益類項目部分的資金來源，由財政資金置換。應該說，上述思路具有操作性。
　　看起來，未來金融機構對地方融資平臺將會呈現愈加收緊之勢，一些融資品種，比如城投債的審批也會更加嚴格。這些舉措當然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人們在正視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之后，理當拿出必要的收緊舉措來防范風險的進一步積累與膨脹。而這當中又有度的問題，即在避免風險膨脹的同時，又要防止用力過猛，導致將隱性風險刻意顯性化。在這過程中，也要區分不同的融資平臺，區別風險程度，分類規范，而不能是“一刀切”。
　　其實，正是因為地方融資平臺與地方財政間的緊密關系，故觀察融資平臺的風險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避免地方融資平臺承載過重，固然需要對融資平臺本身進行梳理與規范，但也要對涉及地方財政的其他問題作出回答。
　　人們已經知道，很多地方之所以倚賴賣地收入，之所以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大舉借債，跟目前地方財權和事權間的不相匹配，也大有關系。這就涉及到如何對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責任劃分和支出分配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以求得權利與義務的更為匹配。
　　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是一個持久的命題。從當下加大地方財權和事權間的匹配程度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要厘清地方政府責任、完善分稅制度改革，以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等。如果地方財政能借助相關改革減輕負擔，則會減輕地方融資平臺的承載壓力。另外，在不少地方財政呈現困難局面的形勢下，壓縮本已過高的行政運行成本，防范奢侈浪費行為，大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