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將至，盤點收入成為熱門話題。人們發現，試圖通過付出更多勞動來提高收入，似乎變得越來越難。廣西農民工朱孔孟說：“老板一年能賺幾百萬，我們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卻只能賺幾萬塊，而且兩年來也沒漲過工資。難道人和人之間的勞動差別就這么大？”
　　不是勞動差別大，而是賺錢的方式不同。企業主當然也要付出勞動，但他們賺錢主要依賴所投入的資金、廠房和設備，屬于資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賺錢只能通過自己的勞動。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間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很多問題。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且這種差距有逐漸拉大之勢。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過0.48。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但資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額過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據了解，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重卻節節上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為，這種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更不利于擴大消費、拉動內需——如果老百姓沒多少錢可以用來消費，出臺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楊宜勇認為，較之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社會收入轉移支付等財富再分配，初次分配無疑是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關鍵。如果這一環節出了問題，即使有后續的再分配調節，也很難矯正到位。在絕大部分百姓的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勞動所得盡管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但真正落實還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國盡管已出臺最低工資制度，但實施情況并不盡如人意；工資增長機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楊宜勇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有效途徑應是從制度和機制上突破，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即按照GDP增長比例確定勞動者報酬調整的幅度和頻率，確保職工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
　　“此外，還必須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談判機制，在實現企業信息公開化的基礎上，提高普通勞動者與企業談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楊宜勇說。
　　楊宜勇提醒，壟斷行業是一個特殊行業，需要區別分析。“在一些壟斷企業，員工勞動付出不多，工資卻不低，這就不屬于資本所得擠占勞動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楊宜勇說，壟斷行業收入畸高是引起社會非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必須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