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就在數十萬建設者加緊建設巨型鳥巢的同時，數不清的鳥兒們也在北京城的各個角落忙著為自己構筑愛巢。曾經一度數量銳減的北京雨燕（北京2008年奧運會吉祥物之一“福娃妮妮”的原型）也開始在立交橋的縫隙等地方筑巢繁殖。
　　“20年間，北京地區的鳥類從343種增加到412種。而近年來，北京城灰喜鵲、布谷鳥數量大增。”北京師范大學鳥類學家趙欣如對記者說，“鳥類對環境十分敏感，其種群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北京生態環境的改善。”
　　北京城的這個故事僅僅是整個中國生態環境改善的一個縮影。
　　盡管60年間，中國在生態環境保護道路上走了很大的彎路；盡管到目前為止，環境污染狀況“局部好轉、總體惡化”的趨勢并沒有得到完全遏制；盡管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生態環境改善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但隨著黨的十七大把生態文明首次寫入政治報告，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寫入黨章，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首次明確下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中國已經走上了生態環境保護的新道路。
　　老百姓“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品、住進美好家園”的愿望正在變成現實。

　　曾經的“彎路”

　　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由于盲目追求經濟建設的高速度，在“大辦鋼鐵”、“以糧為綱”的口號下興起了狂熱的“群眾運動”，對我國的自然環境形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沖擊，帶來了自然環境、礦產資源和生物資源的嚴重破壞。
　　在極“左”思想影響下，甚至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對環境污染具有天然免疫力”的謬論，一些地區在發展的同時不考慮環境保護問題，使環境污染在失控的狀態下迅速蔓延，“為了金山銀山，失掉了綠水青山”。
　　從青海省會西寧出發，沿214國道向西南行駛約400公里，就到了一個叫“野牛溝”的地方。這是一個藏族同胞集中居住的小鎮。鎮的北面有一排佛塔和一座寺院。
　　16歲的藏族姑娘卓瑪和她的兩位姐姐就在這座寺院門前曬太陽。她們三人無一例外地戴著大口罩，把整個臉捂得嚴嚴實實。
　　卓瑪的眼睛很美，雙眼皮，烏黑透亮。“戴口罩是因為這里的風沙太大了。”卓瑪告訴記者，“小的時候，風沙并不大，山坡上的草也很高，但現在到處是沙化的土地。”
　　這里是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地帶，不遠處就是海拔5267米的巴顏喀拉山主峰。歷史上，三江源地區曾“雪山連綿、冰川縱橫、湖泊星羅棋布、水資源豐富”。但現在沿214國道，車行800余公里，竟很難見到一座雪山，偶爾出現的湖泊也是星星點點，面積小如水塘，絕大部分河道已經干涸。
　　在中國的整個西北、中原地區，這種干渴的景象并不鮮見。科學家們稱，除了自然因素外，人禍也是重要原因。
　　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林業環保局副局長丁顯海稱，由于政策因素和不當開發，歷史上，玉樹州就曾經遭遇過三次較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活動：
　　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內地青年到玉樹進行大規模的墾荒種地，結果不但沒有使草原變糧倉，反而破壞了大面積的優質草場。玉樹巴塘一帶的墾荒地到現在還是不農不牧，難以恢復原有植被；
　　第二次是“文革”期間的學大寨運動。在當時的條件下，脫離了玉樹的實際，生搬硬套大寨經驗，結果再一次破壞了大面積的原生植被；
　　第三次是改革開放初期，受泡沫經濟影響和利益驅動，無序的采挖沙金，既破壞了草原生態，又浪費了寶貴的礦產資源。
　　而在內地，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在上世紀則流行著這樣的“順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
　　湖北省的洪湖，曾因一首“洪湖水浪打浪”讓無數人心向往之。上世紀90年代，抱著發展經濟的熱望，“洪湖”成為當地招商引資的“王牌”。一時間，洪湖變成了養殖業的天堂。洪湖環境逐漸惡化，水臟了，魚沒了，候鳥也遠走高飛了。魚米之鄉的街頭，聞到的卻是陣陣臭氣。以湖為生的漁民，生活也沒了著落。
　　前些年，湖北省一項調查顯示：“洪湖棲息的水禽原來有167種，下降到40種左右。每年來洪湖越冬的候鳥，由原來的數萬只銳減到不足2000只。天然魚類由1964年的74種，減少到50余種。此外，洪湖水生植物已由472種下降到98種，水草覆蓋率由98.6%下降到只零星水域有水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姜春云指出，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諸多復雜的因素。可以說，既有當代現實的原因，又有久遠的歷史原因；既有大自然滄桑變化引發的生態逆向演替的原因，更有人們逆自然生態規律而動帶來的嚴重后果。

　　認識與轉變

　　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
　　自從1973年8月，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在北京舉行以來，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和制度不斷得到加強和完善。目前，我國已制定了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防治、環境影響評價等10部環境保護法律，15部自然資源法律，頒布國家環境標準800多項，批準和簽署多邊國際環境條約50余項，頒布地方性環境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660余件。
　　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對環境保護更為重視。黨的十六大，把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改善生態環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4項重要目標之一。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首次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描繪了我國5～15年環保事業發展的宏偉藍圖，成為指導我國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2006年4月，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召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大會上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在于加快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推進；三是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
　　1992年到2007年間，中國經濟總量擴大了3.3倍，但工業廢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僅增長5%和62%，化學需氧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分別降低了31%和54%。

　　中國的環境挑戰

　　但目前，中國面臨的環境壓力過大，環境資源問題突出，解決起來十分困難。
　　據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領導小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介紹，當前及將來一段時間，中國的環境形勢可概括為：局部地區和行業的部分環境指標有所改善，環境惡化狀況未得到根本遏制，環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未來的環境壓力將繼續加大。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重金屬污染亦呈愈演愈烈之勢。云南陽宗海砷污染事件、湖南瀏陽鎘污染事件、陜西鳳翔兒童血鉛超標事件……
　　這些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
　　“環保問題既是發展問題，又是民生問題，是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件大事。”在8月26日召開的全國污染源普查領導小組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指出，解決污染問題，既要做好“治”，更要注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