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畏懼且能坦然面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實現由出口依賴型向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轉變，更加注重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都表明中國的經濟再平衡進程早已展開。
　　中國應當淡然面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因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將是危機后全球經濟調整的一股新潮流。這是從在剛剛結束的G20匹茲堡峰會上傳出的一個強烈信號。
　　盡管我們擔心“全球經濟再平衡”會帶給中國一些不確定性，例如，在中國輪胎特保案后，美國及其他國家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可能還會“接踵而至”。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中國將感受來自貿易保護主義的巨大壓力，貿易條件的惡化已經超出我們推進國內經濟轉型的速度。但是，鑒于全球經濟失衡確是一個事實，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或許可以重塑危機后的全球經濟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已經展開。
　　以美國為例，盡管美國的確在拿“經濟再平衡”來敲打中國，但仔細觀察美國也正朝著經濟再平衡的方向進行調整。當下，美國經濟已趨于需求的收縮，如信貸規模的萎縮、進口和經常項目赤字下降了將近一半（與2008年相比），以及美國家庭的儲蓄率已持續上升至接近兩位數水平。盡管美聯儲奉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量化寬松”并不意味著信用的擴張，伯南克只是盡量想“平緩”經濟調整過程，絕不是想改變經濟調整的大方向。
　　奧巴馬的話清楚地表達了美國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我們不能再回到之前那個時代：中國、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只是賣東西給我們，致使我們在產生大量信用卡債務或房屋權益貸款的同時，卻沒有出口任何東西給他們。”
　　一旦美國經濟已朝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方向前進，影響最大的國家將是對美貿易順差額最大的國家，中國將首當其沖。
　　在過去，作為一個出口依賴型經濟大國，中國已從全球經濟的失衡中獲益良多。數據顯示，2001年至2007年，中國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從20%躍至36%，幾乎上漲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所占比重也從24%升至31%。但是，隨著美國的需求收縮，外部需求勢必也將萎縮，全球經濟再平衡將對中國的現有經濟增長模式構成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應當從過去出口依賴型的增長模式中驚醒過來，應當轉向以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增長模式。
　　不過，在金融危機下為彌補外需不足和刺激內需時，我們主要還是通過政府向公共部門注入強大的流動性，促使短期需求的急升，以此來平衡因出口的突然萎縮而出現的巨大產出缺口。雖然中國經濟率先出現了危機后的復蘇，但卻把一個更加失衡的經濟結構留給了未來。例如，當下中國的投資率已超過了50％，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需要有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得到平衡。
　　這表明，當下中國在實現增長模式轉變的同時，還應當更加注重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特別是不能因為近期歐美經濟指標出現好轉，又開始奢想重新依賴外部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因為，歐美國家因“補庫存”引發的增長效應注定是短暫的，在這一周期結束后，關鍵還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有鑒于此，在實施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基礎上，我們只有通過加快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增長。
　　其實，這場金融危機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已促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與重塑，中國主動選擇了由出口依賴型向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刺激消費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保增長，調結構”的調控目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再平衡進程早已展開了。
　　在筆者看來，面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誰拒絕調整，誰將承擔未來更大的風險。
　　中國已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應該直面而不是回避這場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過程。例如，中國在下一階段將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另外，通過抑制過剩產能、推進低碳經濟模式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政策措施，來積極地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所以，中國不畏懼且能坦然面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盡管這將使中國的出口及經濟增長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
　　當然，一旦中美兩國都已開始了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就意味著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都面臨了短期調整和長期重塑的壓力與挑戰，但誰調整得越快、越主動，誰將重新確立在未來全球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影響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