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現在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我們可以稱為中福利時代。
　　如果仔細觀察要素在整個國家的流動狀態，我們不難發現的是，從早期的“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現在已經變更到廣東向長三角看齊了。 
    其中突出的標志是工資，最新的動向是，在經濟復蘇之后出現的民工荒中，廣東的制造業企業開始把外來工工資上調到1200元至1500元的水平，靠近了江浙同樣企業的標準。
　　這是一個遲來的提升。事實是，由于廣東外來工工資長期徘徊于七八百元水平的狀態，已經使經濟復蘇后外來勞動力的流向，大量地集中于江蘇和浙江的先進制造業——江浙兩地的基礎員工工資早就已經達到了千元以上的水準。而由于廣東企業工資水準的低下，“人才東南飛”的現象，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在整個中國呈現出來。
　　薪酬水準的高下，反映著企業普遍的組織結構的水平。只有組織優化的企業，才有可能在同樣產業、同等毛利水平下支付更高一點的工資。我們欣慰地看到，今天廣東外來工工資的提高，終于體現了先進生產力對所有企業組織水平的壓力——沒有組織優化的企業，現在將面臨淘汰的局面。
　　這是一個變化中的中國在勞資矛盾上的第一個突破，市場正在把政府的《勞動合同法》條令變成現實。有形之手率先一步提倡的，無形之手后一步就跟進了。而這種變化，更是整個中國勞動階層以供需關系向資方整體提出的第一個要求。
　　目前這種態勢的形成，無疑與政府和社會長期的努力有關。當下鼓勵創業、資本市場開放和注重“三農”投入等有效的經濟措施，加大了基礎勞動力的出口，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向著多向、就地和高級產業前進。換言之，“東西南北中”，發財已經不必去廣東那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出口了。
　　這將是一個重大變化。圍繞著這個變化，國內所有的產業都將感到它的威力。
　　首先受影響的是工資的比價體系。可以預期的是在基礎勞動力工資上升的前提下，更為創造性和復雜性的工作，都將自覺不自覺地以此為比照，取得一個新的平衡。以此為影響，國內相應的體系，都將受到沖擊；相應的投資，舉例而言，家庭的教育投資，如果不能產生相應的回報，那么教育體系的威信就將受到懷疑。
　　其次是產品價格體系將會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國內基礎勞動力工資的提升，是全球化競爭的一個新動向。中國基礎工人的素質和教育水平，一向是全球制造業的一塊洼地，由此而造成的中國價格，從改革開放以來全世界都從這種勞動力工資洼地里分享到了紅利。而這種低工資水準的改善，必將抬高全球物價水準，改變制造業的分布狀態，并帶來中國制造的產業結構開始緩慢提升。
　　國內基礎勞動力工資水準的提高，無疑是政府扶助下的勞動者的一種勝利。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福利水準的提高和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繁榮。我們同樣可以預期的是，國內制造業企業的組織優化將使商品價格上升水平慢于這種工資水平的上升。而勞動者無疑將可以因此而享受到更好一點的生活狀態。服務業，包括休閑、培訓、旅游和升級的衣食住行和醫療產品，也將受到青睞。
　　這個國家真正迎來中福利階段的時機，已經近在眼前。
　　我們同時還由衷地希望，在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經濟發展給普羅大眾帶來希望的這一個重大變化，不要被壟斷和官僚經濟所瓜分。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種變化將會帶來的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更進一步繁榮，這種變化，以及隨后的工資體系可能有的變化，都會是市場經濟中屬于消費者主權的那一部分成分擴大。用智力和體力換來金錢的消費者，無疑將會更珍惜屬于他們的消費能力。中國經濟中畸形的消費結構，例如某企業以前推出的被稱之為“鄉長太太消費的”鑲鉆手機走紅的機會，以后將會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