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遠未結束，我們就奢談“后危機時代”，還指點“亞洲模式”，似乎不合時宜。但是，正在大連召開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確有不少聰明頭腦在思考這個問題，并時有思想火花迸出。因此，我們也不妨一起來集思廣益。且不論這對于“遠慮”益處多多，即使對于解除“近憂”，比如對于導航走出危機的方向，也會似雪中送炭。

　　亞洲模式必須改變

　　這是一個具有高度風險性的結論，且算一家之言吧。因為迄今為止，亞洲模式仍是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它造就了亞洲的繁榮。且不說國際公認的“四小龍”、“四小虎”等創造的經濟奇跡，就以1995年至2008年的中國和印度為例，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229%，印度增長了112%，而同期的世界經濟增長率為63%，其中美國為45%，歐盟僅為37%。本次金融危機肆虐全球之后，亞洲經濟的強勁復蘇尤為搶眼。英國《經濟學家》雜志(The Economist)日前刊文指出，新興亞洲國家經濟將呈V型反轉。未來５年內，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GDP)將有7％-8%的表現，復蘇速度是全球各國平均速度的3倍以上。這塊擁有30多億人口的廣袤而溫潤的土地，迸發出了令世界艷羨的巨大經濟能量。
　　然而，這并不能說明亞洲模式不必要改變。也許，這一結論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鮮有支持，但在思考“后危機時代”時，我們相信支持者會越來越多。
　　亞洲模式的特點很多，概其要者，我們認為有四個：一是政府主導，二是實體經濟為主，三是出口導向支撐，四是勞動力密集行業受重視。這一模式成功的外部因素至少包括三個：一是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二是有龐大的出口市場，三是有保證國際國內暢通聯系的金融、交通、通信、法律等體系。
　　那么，經過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上支持亞洲模式的七大因素，還存在幾個呢？答案是：幾乎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有些關鍵因素受到了災難性打擊，而且恢復難度很大。比如，出口問題，這是亞洲繁榮的核心所在，從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東南亞諸經濟體的崛起來看，從中國內地、印度近幾十年的繁榮來看，無一不是得益于出口部門的強力支撐，得益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龐大消費市場。如今，這一關鍵因素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且復蘇困難重重。一個“去杠桿化”，將化掉亞洲人多少商機。
　　勢已變，法亦應變。只有變者才能領先。因此，即使亞洲模式多么令我們驕傲和難以割舍，也必須被改變了。歷史有時是無情的。

　　亞洲新方向何在

　　這個題目同樣具有挑戰性。因為它比總結亞洲模式本身更具有不確定性。但是，這并不應該阻止我們的思考和探索。
　　達沃斯論壇上的一些關鍵詞，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比如，“綠色經濟”、“科技創新”、“金融服務”等等，我們甚至認為，亞洲的新方向已經隱然其中了。
　　從歷史上看，“后危機時代”總是以科技創新甚至科技革命為先導的。1857年、1929年的兩次世界經濟危機就分別引發了以電氣和電子技術為標志的技術革命。今天，“綠色經濟”被譽為世界經濟的“療傷者”，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比它更令人心儀的“救星”，甚至有人認為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就在眼前。“綠色經濟”是對世界能源資源日益枯竭的直接回應，甚至是人類文明水平再上臺階的直接表征。
　　這一新趨勢是世界性，自然也是亞洲的新方向。
　　自近代以降，甚至可以溯自更早，金融一直是亞洲的軟肋。甚至有專家認證，正是因為亞洲金融的落后，才導致了亞洲的資源無法得到大規模的高效利用，最終導致了被動、落后。美洲有美元、加元，歐洲有歐元、英鎊，但在亞洲，亞元遙遙無期，日元疲弱不堪，人民幣尚未完全國際化。在國際金融體系里，亞洲人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在國際貿易體系里，亞洲人常常充當著“價廉物美”產品供應者的地位，可謂“為伊消得人憔悴”，“兩袖清風”做貢獻。這一切現象的背后，當然原因很多，金融服務的落后是一直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在金融戰可能成為未來世界主要戰爭形式之一的預期之下，大有必要將金融服務列為重要的亞洲新方向。回望歐美，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強盛，大都有個全新的金融體制創新，比如民間融資支持航海、借貸和發公債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等等，在當時都是具有歷史關鍵意義的金融創新。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金融創新改寫了歷史。當亞洲面臨重大抉擇的當口，這些歷史營養應該得到高度的重視和科學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