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如何從陣痛中崛起？2月27日,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雎國余教授主持、一大批經濟學家共同參與撰寫的首份“中國制造”藍皮書——《中國領袖企業對于中國制造的意義》研究報告在北京大學發布。他們認為，在“中國制造”由大到強的轉變過程中，領袖企業必須擔當更多的責任。

“中國制造”遭遇陣痛

    就如同在喧囂的“暖冬”論調中突然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冰雪大災一樣，“中國制造”的陣痛也來得非常突然。
    似乎前不久，中國還沉浸在“世界工廠”的美譽中，尤其是2006年年初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曾讓國內輿論大喜不已，這篇由美國經濟新聞女記者邦加妮撰寫的題為《沒有“中國制造”的一年》中表示，她想進行一次嘗試，全家在一年中堅持不買中國商品，看看生活將會怎樣。結果她失敗了，得出的結論認為“沒有中國商品的生活一團糟”和“美國人完全無法擺脫‘中國制造’”。
    然而，在2007年，從動物飼料到玩具，從汽車輪胎到牙膏，“中國制造”在全球市場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陣痛”。
    “咱們出口的動物飼料，在美國、加拿大，引起寵物中毒死亡，經過查驗以后發現飼料里面含有三氯氫氨。”參加發布會的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秦貞奎說，陸續還有牙膏事件、玩具事件、輪胎事件，這一系列事件經媒體炒作后，對中國制造產生了負面影響。
    “中國制造在給世界人民的福利帶來積極意義的時候，又伴隨著一些對中國制造的非議、懷疑、偏見，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令人不太喜歡的一些評價。”雎國余也表示，現在，國際上有把中國制造和低質、低端、低品質、低價值相聯系，甚至同人權、非安全相聯系的傾向。
    在“中國制造”遭遇危機的同時，更多深層次的問題也相繼浮現了出來，比如在“中國制造”強勢的同時，“中國制造”卻依然是中國企業之痛；而且，“中國制造”是基于非原材料的初級商品供應優勢、廉價勞動力以及各種制度性補貼（如稅收、土地等）形成的優勢，在與國外技術密集型高端產品交易時，經常會傳出“幾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等類似的新聞，顯露出巨大的貿易結構不平衡。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制造大國，世界離不開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雎國余說，但中國制造的背后確實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何改變目前這樣的狀態，使大國變成強國，贏得消費者市場的忠誠和美譽，“是我們學界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

呼吁領袖型企業

    “40年以前的‘德國制造’、30年前的‘日本制造’、20年前的‘韓國制造’，都曾經在全球范圍內遭遇與中國產品類似的風波，戰勝這些挑戰之后，他們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實力就發生了質的飛躍。”雎國余認為，戰勝“陣痛”，將使中國從制造大國變成制造強國。
    他表示，要實現這樣的夢想，關鍵是需要領袖型的企業來帶動、推動。他說，“中國制造”真正能夠在世界市場上打得響的、有競爭力的品牌非常有限。“當然也有，某些紡織品，某些食品，某些飲料，但是我想是有限的。”
    雎國余認為，所謂領袖型的企業就是在一個行業或一個地區，能夠足以帶動產業、行業發展，能夠推動市場發展的一些企業，而且以技術、精良的服務、顧客的忠誠和市場的美譽度為基礎的。
    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劉偉也認為，要想中國制造真正歷史性地轉變為中國創造，根本在于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制度創新”。他認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應當是領袖型企業，因為這樣的企業才有足夠的信譽去融資，抵抗高科技、高風險創新所帶來的成本，才能把巨額的創新風險成本在單位產品里攤薄。
    “帶有連鎖效應的技術創新基本上都是在現代化的大企業里發生的，所以我們說中國要技術創新，就要呼吁領袖企業。”劉偉說。
    參與發布會的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主任于小冬也表示，我們的傳統產品其實有很多好東西，就是因為沒有足夠出色的企業使其與高新技術結合，沒使其從手工變成產業化。
    “為什么中國人以前不吃面包，現在外國的面包卻能在中國賣得很好？中國人吃饅頭，為什么中國的饅頭就不能讓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去吃呢？”他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