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超過1．2萬名享受免費師范生教育的學子即將走進教育部直屬的6所師范大學。作為師范生重開免費之門的首批獲益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中西部地區，4年后他們將為家鄉的基層教育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
    筆者近日在云南一些高校采訪時發現，不少高等教育界人士對免費師范生計劃非常關注，與基層教育戰線聯系更為緊密的省市屬師范院校的師生呼吁這一政策更多地向西部地區師范院校傾斜。

“云南基教師資全靠地方師范支撐”

    來自國家級貧困縣云南省會澤縣農村的張秋（化名）正在一所市屬師范院校讀大二。她說，當初選擇師范院校，就是因為相比之下學費比較低，但現在每年近4000元的學費和住宿費、每個月怎么省也要200多元的生活費仍讓她的家庭無力負擔。上一學年的學費還欠著，眼看著又要進入新的學年了。
    “我們學校像我這樣貧困的學生還有很多。剛聽到實行免費師范生教育的消息時，我們議論過，我們怎么沒碰上這么好的時機？”張秋說，“但是想一想就釋然了，以我當年的高考成績是考不上這6所高校的。”
    大理學院副院長李翔說，學費較低、師范獎學金較高、畢業后工作也比較穩定是許多寒門學子首選師范類院校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師范院校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學生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并且，省市級師范院校學生的貧困狀況往往更為嚴重。
    根據玉溪師范學院學生處的粗略估算，該校60％以上的學生來自老、少、邊、窮地區，農村戶口的學生有80％，家庭無任何經濟來源的特困生約為10％。
    與此同時，這些師范院校的畢業生大都回到了生源地任教。曾任6年云南省教育廳高教處處長的李翔估計，云南省10余所本科師范院校的畢業生80％以上都回到了基層教育戰線任教。
    玉溪師范學院2004年至2006年的2373名畢業生中，有68.7％去了基層教育單位。該校畢業就業處曾經對畢業生作過回訪，許多畢業生留在村小等最基層的教育單位，其中“一師一校”的還有很多。
    “可以說，云南省整個基礎教育的師資全是靠地方師范學校的畢業生撐起來的。”李翔說。

“對教育的支持更應該雪中送炭”

    張秋將來也要回到家鄉，成為她眾多師兄師姐中的一員：“現在城里的中學招老師幾乎都要求碩士以上，或者是部屬高校畢業。像我們這樣學校出來的，連簡歷都投不進去。我們有下基層的準備和決心，為什么不給我們一個機會呢？我覺得我們才是最需要免費師范生教育的人。”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陳垠宏認為，部屬師范院校的畢業生多半都投身到已經具備優勢資源的學校和地區。細數當年同班同學的畢業去向，他發現，除了考研、改行的同學外，絕大部分都去了省、市級中學，有的已經挑起了所在學校歷史教學的大梁。他自己也在昆明一所重點中學任教。
    “而最需要老師的恰好不是這些地方。”陳垠宏認為，部屬師范院校的經費投入比較有保障，如此稀缺的免費師范生教育名額全部投入6所先天占優的學校，進一步強化了優勢教育資源的集中，不利于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
    大理學院副院長李翔說：“對教育的支持不能是錦上添花，而更應該雪中送炭，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應該向能為農村地區輸送人才的地方師范院校傾斜。”
    玉溪師范學院院長熊術新認為，“我們這類學校貧困生和民族人口的比例高，又能夠承擔起往基層輸送教育人才的任務，如果政策能夠有所傾斜，既加大了對貧困生扶持的力度，同時貧困生又能夠下到基層，這不是一舉兩得，實現了政策的效益、效能最大化嗎？”
    熊術新認為，高等教育制度本身就將人才分了層。“我們為什么不要求北大、清華的畢業生一定要來鄉下呢？為什么就算你要求，他都不來呢？現實的分層、切割是很難通過道德化的感召、通過一個政策就抹平的。從制度設計上來說，6所部屬高校是全國師范教育的品牌和龍頭，應該示范和帶動我們這類學校的學科建設。同時把錢投入到心理期待、服務層次上都能夠契合基層教育需求的地方師范院校。這樣部屬和地方師范院校都找到了為邊疆服務的接口，也能使各自層次上的服務效能實現最大化。”

為西部農村中小學創造穩定的師源

    其實，1．2萬名享受免費師范生教育的學生顯然難填全國基層教師缺口，在6所部屬師范院校實施免費僅僅是一個嘗試。但接受采訪的云南教育界人士無一例外地將此視為國家重視師范教育、重視農村基層教育的強有力信號，并對這一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前景有更高的期待。
    李翔建議：“不要將師范生教育變成免費教學，免費了就不珍惜了。全免費的學生要是產生了怠惰、消極情緒，成績不好怎么辦？我覺得可以將師范生獎學金定得高一些，或是到基層去的師范畢業生用逐年退回學費的方式來獎勵他。”
    熊術新也認為應該獎勵“出口”而非“入口”：“如果你真的愿意到國家倡導的地方去服務，你的助學貸款就減免、或是優惠。獎勵‘出口’，可能這樣的制度設計會好一些。”
    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劉徐湘博士建議：“與其把錢投到個別學生身上，不如投到改善西部院校整體辦學條件和設施上。”
    李翔也認為：“既然要提高教師水平，就要提高師范院校的整體教學水平。”由于地方院校的撥款往往視當地財政狀況而定，西部地區師范院校往往經費緊缺，師資匱乏。
    幾位專家同時也指出，緊缺的并不只是師范院校的經費，還有基層教師的編制。近幾年，即便是面向廣大農村的地方師范院校，就業形勢也非常嚴峻——由于農村教師工資由縣級財政負擔，編制掌握在人事和財政部門手中，就算師范畢業生想下基層，也常常卡在“編制”這一關。用劉徐湘的話說：“農村學校不是不缺人，而是財政困難沒有辦法增加編制。”他呼吁當務之急是增加編制，“讓更多師范畢業生‘下得去’，為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創造穩定的師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