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入于一幢幢商務寫字樓的“白領”，常常被形容為“職場蚱蜢”。這些以高學歷、高職務、高收入“三高”人群為主體的勞動者，競爭力不弱，歸屬感不強，在一些企業“重契約，輕協商”的氛圍下，往往會為了個人發展而頻頻“跳槽”。
　　上海探索的“樓宇職代會”，在每幢寫字樓內組建一個共商共決組織，為眾多“白領”打通了維權和利益訴求的渠道，不少“蚱蜢”因此不“跳”了，超過九成員工表示愿同企業“患難與共”。這一探索，對于一些正在發展“樓宇經濟”的城市也有幾分借鑒意義。

從“職場蚱蜢”到“患難與共”

　　“大樓高聳，白領出入，單位不大，維權挺難”，上海市總工會歸納的這16個字，是當前上海蓬勃發展的“樓宇經濟”面臨的一道課題。
　　在以“樓宇經濟”為主要企業形式的靜安區共有115幢商務寫字樓，由于樓宇內難以開展工會工作，企業民主渠道不暢，員工對企業忠誠度較低，不少“白領”“跳”進“跳”出，企業只能忙著迎來送往，生產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如何讓員工內生出與企業一致的價值觀？
　　地處靜安區曹家渡街道的律德大廈創設了“樓宇職代會”，并推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職工代表名單必須公示；關系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表決；通過勞資協商確定企業工資共同標準，并進行備案；勞動合同簽訂方式上，采取“職工代表定框架，企業確認”的會簽制。
　　“第一個吃螃蟹者”，收獲喜人。律德大廈近日完成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樓宇內41家企業近400名員工中，94%的人認為自己和企業的關系融洽，90%的人對企業的發展前景充滿希望，93%的人表示“愿意同企業患難與共”。

“樓宇職代會”的三大特點

　　在靜安區總工會看來，律德大廈的探索頗見實效。
　　建立職代會制度以來，律德大廈內企業的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100%，帶薪年休假執行率達到98.5%，83%的企業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88%的企業建立了工資正常增長機制，77.5%的企業員工工資年增幅達8.5%，近九成企業實現盈利。
　　“律德模式”開始在全區推行。目前，已有88幢商務樓宇完成了“復制”。盡管每幢樓各不相同，但“可復制”的核心特點有三。
　　一是“全透明”地籌建職代會，讓職工和經營者心服口服。籌建之初，樓宇所在街道工會應廣泛集納職場環境、規范用工等15個方面的訴求，然后確定職代會議題。職工代表的推選，須以共同協商、民主推薦的方式產生，并在每幢大廈的醒目處公示候選人的基本情況。
　　二是將職代會與集體合同制度緊密結合。“集體合同”的出臺，須嚴格按照“提案-協商-表決”的流程進行。比如，律德大廈的《集體合同》由職代會41名代表投票，最終以38票贊成、3票棄權通過，這份合同得到了企業和員工的一致認同。
　　三是把職代會打造成一個平臺，幫助“白領”充分行使知情權和參與權等各項權利。

一幢樓上建一個“共商會”

　　全國勞動保障學會理事、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教授鐘仁耀認為，商務寫字樓匯聚了大量非公企業，而一些企業不夠注重員工的利益訴求，這造成了城市“樓宇勞動關系不和諧”的難題。上海探索的“樓宇職代會”新做法，將原本較難納入職工代表大會管理體制的樓宇內一間間小公司或辦事處，以“樓”為單位組建“共商會”，這打破了“一家企業一個職代會”的模式。
　　靜安區總工會主席周文芳說，“樓宇職代會”的作用，在于上級工會代理下級工會維權，有助于化解非公企業工會獨立性差造成“維權失靈”的現實矛盾。目前，這些組建職代會的寫字樓里，勞資糾紛顯著下降，職工和企業都覺得有了說話和溝通的地方，勞動關系變得更和諧、更穩定。
　　周文芳介紹說，眼下，一些樓宇正在推進成立民主管理共商委員會，以解決職代會閉會期間如何發揮作用、保障職工權益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的構成，包括工會方、企業方、員工方和社會特約方的共同參與，從而形成一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
　　為了拓展“白領”的維權途徑，這些樓宇還將逐步建立定期約見企業法人和員工代表的“巡視制度”，并建立法律服務工作站，并設定一個時段為樓宇的“企務公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