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的車站、機場、碼頭等人流聚集的公共場所，一直普遍存在著公用電話亂收費的“宰客”現象。我國各級部門對公用電話“宰客”現象雖然喊打聲不斷，但治理公用電話亂收費問題似乎陷入了一種“越治越亂”的怪圈。集中整治期間情況有所收斂，風聲一過立即死灰復燃，“宰客”程度更加變本加厲。尤其是每年的“春運”期間，車站、機場、碼頭等地的公用電話亂收費問題更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

被“宰”的基本都是外地人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由于環境的特殊性，北京、上海、鄭州、深圳、重慶、南昌、南寧等火車站過去都因公用電話的亂收費而被新聞媒體多次“曝光”，而且“宰客”對象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去年“五一”期間，南京站等窗口地區有人值守的公用電話亂收費問題，成了當地“黃金周”的投訴熱點。在南京站和中央門長途客運站附近的13家公用電話攤點，收費標準多種多樣，最貴的竟然一分鐘要2塊錢，而很少有明碼標價的。
    前不久，有位旅客在沈陽站的公用電話攤前打了兩個電話。每個電話平均不超過兩分鐘，居然被收了兩元錢。這位外地旅客實在氣憤不過，就用手表算了一次，他掐到55秒，可還是被收了一元錢。其實，就算時間對了，那么公用電話的費用也應該是1分鐘0.5元才對。
    在北京西站，撥打公用電話的主要是外地進京旅客。這類消費者的特點是過路客多回頭客少，90%以上的旅客不知道收費標準，聽從公用電話攤主的隨意報價，即使感覺收費不合理，也因急于辦事趕路而無暇顧及。還有部分旅客不愿招惹是非而忍氣吞聲，加上投訴渠道不暢，因此北京西站的公用電話多收費問題投訴率極低，這種情況反而推動了公用電話代辦戶互相攀比多收費，而且是越收越高。
    就不少火車站公用電話亂收費情況，記者隨機采訪了一些人，很多旅客對此種現象非常不滿，但面對侵犯自己權益的行為，卻很少有人自覺進行維護。他們告訴記者，來車站乘車的人大多有要事在身，行色匆匆，有時為了不耽誤辦事，只能忍氣吞聲。一位曾經被多收了錢的外地旅客說：“我當時很生氣，但為了幾角錢的事，我可能要向多方反映，一來二去的，時間肯定會耽擱不少，說不定上車時間到了問題還解決不了，更郁悶！出門在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屢禁不止的三大原因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導致公用電話“宰客”現象屢禁不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公用電話經營成本虛高。以北京西站為例，北京西站南北廣場和地下出站系統現有公用電話72處，電話370部。其中IC卡公用電話和有人值守的公用電話各占一半。
    北京西站的公用電話經營正常成本包括場地租金和電信資費，獨立的公用電話經營場所租金每年在6千至1萬元，電信資費為代辦戶服務的65%。北京西站公用電話經營成本虛高是因代辦戶轉包經營或雇人直接經營造成的。公用電話實際經營者的成本除正常成本外，轉包經營成本一般每年為2萬至4萬元，雇人經營的成本每年為1萬元。
    公用電話是公益性的服務工作，其經營收益是微利的，主要體現在公用電話服務是面向普通大眾，服務收費價格由物價部門限定。這就與車站公用電話經營成本虛高形成一個矛盾。為了賺錢，公用電話經營者就亂收費。
    在北京西站外的一個公用電話攤點，記者撥打了一個2分23秒的市話后，記者被要求交1.5元話費�！霸趺磿�這么貴？”看守電話的那位婦女“理直氣壯”的說法讓記者哭笑不得，“這是車站，黃金地段，寸土寸金的地方！我們交的租金可高了！成本高了，多收錢是很正常的��！要不我們喝西北風去？”
    二是全國許多城市人流聚集的公共場所，有人值守的公用電話多收費問題是代辦戶普遍存在的問題。即便是緊鄰的兩家店，掛同一家公司的公用電話牌子，但收費標準也各不相同。
    在蘇州站出口處一崗亭的公用電話，市內電話收費為每分鐘0.5元，長途電話收費為每分鐘0.8元；再往西走，門面向北環路的一家小店，市內電話和長途電話收費均為每分鐘0.5元；在火車售票大廳附近，又是不同的收費標準。市話中，最低的為每分鐘0.3元，最高的為每分鐘0.5元；長途電話中，最低的為每分鐘0.5元，最高的竟為每分鐘1.5元。
    中國電信蘇州分公司的一位女士稱，凡中國電信旗下的智能電話收費都有統一標準，市內(包括區間)電話每分鐘收費0.2元，長途電話每分鐘收費0.3元。
    據報道，去年11月28日在沈陽站廣場，一名姓趙的外地小伙子在電話亭因詢問了一聲，“打電話一分鐘多少錢？”對方說“1塊8！”他回答了一句“天價��！凈忽悠人�！睕]想到電話亭先出來一個男的和他爭吵，并撕扯到一起，緊接著電話亭后出來一個女的，拎個棍子朝他頭上劈頭蓋臉砸下來……他被打得頭破血流昏迷在地，這個“黑電話亭”的人還連踢帶打地說：“打電話就這價，你還有意見��？”
    據�？谑泻８勐芬还�用電話攤的李女士介紹，現在海口市一些經營電話機的商店可以買到可以調時間的公用電話計費器。
    這些“黑公話”因為計費器調快了時間，即使國內長途每分鐘收0.2元，甚至是0.15元，業主仍大有賺頭。
    在北京地區，由于IC卡公用電話服務設施均為網通公司的設備，但在市場上銷售的IC卡面值卻較大，全是20元以上，且部分不能全國通用，不利于過往旅客購買，也增加了對有人值守公用電話的需求。
    三是服務質量監管不利，多頭管理效果差。比如說在北京地區，由于工商部門從維權角度可以處理多收費問題，但卻是處理力度小、震懾力不足；北京市發改委物價監督部門能夠對多收費問題進行監督查處，罰款力度大，但卻是監管力量不足，接到群眾投訴少，且取證難；電信運營商為維護企業形象可作電話的短期停話處理，但卻因面臨市場競爭壓力，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面前難以平衡。
    就市場上公用電話無序這一問題，北京某通信公司一名姓陳的工作人員說，公用電話涉及到的部門較多，辦營業執照要由工商來核實，計費器由質量技術監督部門來強制檢查，開通公用電話得去相應的行業部門申請，似乎這幾個部門都可以管，又可以不管。這樣的規范管理存在著不少的法律盲點。

應大力發展其替代品

    對治理公用電話的“宰客”現象，有識之士紛紛建言獻策。有的呼吁外地游客加強維權意識，通過消協等途徑為自己討回公道；有的建議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監管，一經查實首先對“宰客”嚴懲不貸；還有的規勸商家加強行業自律，做文明典范。但這些建議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位電信資深人士認為，事實上，我們大可不必囿于公用電話“越治越亂”的怪圈。與其花大力氣治理而收效甚微，不如大力發展其替代品。有人值守公用電話，是電話時代初期的產物，如今IC卡電話、投幣電話更加方便快捷，同時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困擾，計費科學準確。今后，有關部門可以在嚴查不良商家的基礎上，發展高水平智能化的IC卡公用電話、投幣電話，尤其是電信運營商要多發行小面值IC卡，與有人值守的公用電話相競爭。當價高質次的公用電話不再是旅客的惟一選擇時，“宰客”行為自然就失去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