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在金融業方面就像奧迪和奧拓，現在奧迪翻車了，在進行大規模維修，但這不代表奧拓的性能比奧迪好。因為，現在我們的奧拓開得不是太快（意指金融業發展速度），警察（意指監管）也比較多。”日前，《國際金融報》記者受邀獨家旁聽了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舉辦的“經濟復蘇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講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談到美國金融改革法通過時表示，“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擺在我們的面前：借鑒或參考奧迪的維修技術。這樣，才能讓奧拓更好地上路，進而逐步發展成像奧迪這樣的大品牌。”
　　在當天的發言中，巴曙松還就人們關心的CPI等宏觀經濟數據及樓價調控等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值得借鑒

　　“存大同，有小異。”這是巴曙松對于這個號稱是“自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嚴厲程度最高”的金融改革法案的評價。而比較的對象則是之前美國相關部門歷次在金融改革方面作出的行動。此前，美國前任財長保爾森曾提交過金融改革藍皮書，美國現任財長蓋特納和總統奧巴馬也進行過類似的金融改革。而事實上，美國的改革更引起了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高度關注和思考。
　　“應該說，除資本層面外，該法案跟中國并非毫無瓜葛，因為這其中涉及到對我國金融中心建設理念的判斷：從嚴監管是否有利于金融中心建設。”巴曙松說，全世界金融風險的爆發和傳染都與監管套利有關。但如果對金融監管過嚴，金融機構有可能將業務、資金轉移到監管更松、稅收更便利的金融中心，而人們的疑問也會由此產生：如果加強金融監管，會不會在金融資源流失的情況下，使得相關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在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對此，巴曙松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從香港、紐約等金融中心反思得到的經驗是，真正吸引人的金融中心，是一個透明的、游戲框架清晰的、給金融機構以明確預期的金融中心。”
　　巴曙松在剖析了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的特點的同時，也強調了對我國金融監管改革的借鑒意義。
　　“首次，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對總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全美36家‘系統重要性機構’單獨制訂法規，進行從嚴監管，并單獨制定監管指標。”巴曙松指出，對比國內，這相當于約3000億元的資產規模，而目前我國大型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都超過了這個規模，按照美國標準，都屬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際上，我國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工、農、中、建、交這五大國有銀行進行更高基本充足率要求及更高的撥備要求。”
　　其次，美國金改法案要求對大規模進入金融領域的實業進行監管。經過認定，當80%收益來自金融領域，該企業就要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接受美聯儲監管。巴曙松說，“這一點在中國當前還是空白，工商企業參與金融機構找不到由誰來監管，這自然也積累了金融風險。”
　　在巴曙松看來，美國監管措施是值得中國學習的又一個方面。“第一是壓力測試。美金改法案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內部必須半年進行一次，金融危機暴露出風險衡量的模型對極端情況缺乏應對能力。而中國現在的測試水平、模型等均處于起步階段；第二，進一步限制大金融機構擴張；第三是對清盤處理責任的進一步明確，即如果‘出局’了，就會明確誰的責任；第四，就是沃爾克法則的全面運用，如對金融衍生品業務的規范和‘掉期’方面的運用，以及如何防范市場集中度很高的CBS（跨銀行現金管理平臺）產品。”
　　但巴曙松同時認為，目前的改革方案是“折中，乃至討價還價”的產物，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甚至根本沒有觸及到，比如評級機構、對沖基金。

　　CPI“可控”

　　與此同時，巴曙松在發言中還解答了現在各方所關心的CPI數據、樓市調控等問題。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CPI同比增長 2.9%，PPI同比增長6.4%。“如果不考慮國家統計局的技術誤差，我認為6月PPI的降幅很厲害，CPI超乎了市場預期。再加上6月出口增長相當強勁，這3點是有些出乎我預料的。”巴曙松認為。
　　在他看來，造成這3組數據出乎意料的原因在于，“6月大量鮮活蔬菜的上市，彌補了前面的短缺；PPI 5月見頂，且國際大宗商品等價格的大幅下跌傳導到中國，使得國內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壓力漸趨緩；少數行業的產能過剩使得其主動減產，壓庫存，進行節能減排等行動。”但巴曙松同時認為，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上半年數據看，CPI全年3%左右的漲幅是“可以預期”的。
　　“短期的物價回落并不意味著長期沒有壓力。”巴曙松指出，“未來，首先要注意的是資源、環保等方面在稅收上進行的調整，這勢必要反映到物價中；其次，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大趨勢；再次，這幾年國際市場流動性異常充足，這將對國內造成一定的影響；最后，農產品價格處于歷史低位，未來的走勢可能會再次向上。這就意味著，如果以前或現在我國通脹是在忍受CPI 2%或3%這樣的水平的話，未來可能要在一定時間內忍受CPI 4%的水平。”
　　對于樓市目前的情況，巴曙松強調，房價如果不出現一定的調整是很難被各方接受的。“似乎現在樓市越發被視為‘兩難’問題。如果房地產行業劇烈調整，可能會對相關的上下游行業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同時，關鍵在于，目前我國仍處于危機時期，還在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但如果不調整，各方面就無法交待，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也無法保證，更無法‘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