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時，紐約時報資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這樣表示：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評級毀滅一個國家。由此可見評級機構的重要作用。
長期以來，美國的標普、穆迪、惠譽通常被視為“金融市場的看門人”，一直占據著世界評級市場的高端話語權。但自從在2008年給予金融危機導火索的房屋貸款抵押債券“AAA”的最高評級以來，三大評級機構就一直備受外界質疑。尤其是今年以來，三大評級機構頻繁調降希臘等多國主權信用評級，進一步加劇了歐洲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希臘、葡萄牙等國政府均表示，評級機構對其主權信用評級做出了不負責任的判斷，對投資者產生了誤導。
反觀中國，同樣深受美國評級模式的損害：雖然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卻因為沒有國際評級話語權而缺乏保護債權國利益的能力。同樣，中國經濟雖然歷經30年仍保持快速發展，卻因為沒有國際評級話語權而沒有人民幣的國際市場定價權，無法保護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的國家利益。
專家表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表明，長期以來形成的美國評級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國際評級體系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在金融全球化、債權債務關系國際化的今天，信用評級話語權對于一個國家核心利益的影響力前所未有。中國亟須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評級體系。
專家指出，目前以美國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為主體的國際評級體系，在評級理念、評級標準、收費模式、監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
在日前新華社舉辦的中國信用評級高峰論壇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將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存在的種種弊端概括為五大問題，即指導思想問題，評級機構首先服務、服從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評級標準問題，標準是按照西方理念來進行國家政治排序；角色沖突問題，評級機構作為一個市場主體，與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著本質的矛盾；技術模型問題以及利益沖突問題。
國家外匯局原副局長魏本華認為，三大評級公司在評級制度方法上存在“嚴重的弊病”。他說：“一個好的評級機構，其評級報告應該在經濟危機的預警方面發揮作用，但是三大機構不僅沒有能夠起到這方面的作用，反而推波助瀾，加深了危機。比如，這一輪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不久前歐洲債務危機，三大評級公司在危機前不能嗅出任何跡象，但是出現問題的時候，卻對一些經濟體大幅度降級，落井下石，導致他們的危機進一步加劇。”
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讓世界許多國家認識到現行國際評級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因此，在世界經濟進入后危機時代的今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正面臨著一場改革。“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吳紅指出，人們從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美國壟斷的評級體系在其“道德風險”與“評級標準”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開始制定更為嚴厲的評級監管法規，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改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已成為全球共識。
據悉，G20倫敦金融峰會《加強金融系統》宣言，已明確提出擴大金融監管的范圍，將信用評級機構涵蓋其中。美眾議院通過了更加嚴格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由評級機構帶來的金融和經濟風險。歐盟則開始制定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法規》。俄羅斯明確宣布要建立本土信用評級機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也紛紛采取措施，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評級機構，同時加強對國際評級機構的市場監管。
“信用評級不是一般市場競爭性行業，而是一個與國家政治經濟關系最為緊密的特殊金融服務業，評級機構是本國經濟與金融穩定發展、捍衛金融主權、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工具。”吳紅指出，世界各國也越來越認識到信用風險與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法律體系、國民素質和文化傳統有密切關系，美國的信用評級標準無法揭示各國信用風險的特殊性，不能滿足各國經濟發展對信用信息的有效需求。目前，許多國家信用評級正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通過掌握評級話語權抵制現行不公正的國際評級體系正在成為一種潮流，這就為我國參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評級規則制定、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值得關注的是，當前我國信用評級業及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形勢。從國內市場看，自2006年以來，以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為首的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以合資合作的方式，滲控中國信用評級公司，目前已控制了我國2／3的信用評級市場。外國控制的信用評級機構，通過評級業務的發展已廣泛滲透到國防、金融等眾多關系國家核心競爭力與戰略機密的行業和企業。業內專家認為，中國金融市場的評級話語權掌控在別人手里，這無疑將對我國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造成巨大威脅。
因此，專家建議，順應世界對信用評級業改革的潮流，我們要立足自主創新，加快建立中國特色信用評級體系。
“我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如果沒有評級的話語權，也就沒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市場定價權。現階段，我國需要從國家安全、國家戰略的高度做強做大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建議，中央應將加快發展本土信用評級機構作為國策，納入國民經濟和金融發展規劃，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發展，使我國的信用評級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同時，可選擇兩到三家有發展潛力的民族評級機構，以國有參股方式給以重點扶持，提升國際競爭力。盡快做大做強，使民族信用評級機構有能力參與國際金融服務活動，爭取應有的國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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