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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6-11 文/ 梁文道 來源:經濟參考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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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很敬佩索爾仁尼琴，我們都很仰慕索爾仁尼琴，所以我們都說他是"俄羅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心"，甚至"人類的良心"。當然擁有一顆非常了不起的心臟，帶動著患了癌癥的身軀，它不只熬過了勞改營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樂，還挺過了蘇聯的壓迫與流放，西方的漠視和恥笑，直到他的敵人蘇維埃垮了，他怒視的葉利欽也走了，才終于停止跳動，永遠沉默。問題是他這顆心到底是誰的"良心"呢？假如索爾仁尼琴就是知識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實在還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劇。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為他是"人類的良心"，因為他暴露了"東方極權主義"的可怕。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極權體制就是一種連它的領導人都要私底下拿這套制度的意識形態開玩笑的體制。沒有人相信它宣稱的真理真是真理，連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們不能輕易說某一個出賣自己的鄰居是邪惡的，某個在勞改營里折磨自己的獄警是邪惡的；不是他們無罪，而是這套制度令人變得邪惡。我們必須放棄對明君的幻想，必須放棄對潛在改革派的幻想，這套體制除了崩潰，別無自我更新的機會。這就是當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對極權主義的判斷了，而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島》，則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細靡遺的細節最好地證明了這點。
其實直到目前為止，蘇維埃體制和它的歷史仍是一個巨大的謎團。正如匈牙利史學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說的，許多發生在身邊的往事，他們這些過來人要到現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國安單位的秘文件與審訊紀錄里一片片地拼湊復原；可是歷史彷佛真的終結了，20年前的事，現在已經沒人有興趣再問。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為自己已經懂了，有《古拉格群島》這樣的巨著，誰還想知道更多？盡管索氏的見聞其實相當有限。就和大部分極權體制內的異議作家一樣，他們有說真話的勇氣，可是非常可惜，他們能夠看到的真相卻是那么地少。這是索氏的第一個悲劇，沒有非常的尊嚴與自信，他撐不下來；然而正是這非凡的尊嚴與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記自己的生活經歷其實只是一座龐然大物中的某個環節。在那種體制底下的每一個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試著掌握全局，特別是被隔離至一隅的異見分子。
索爾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們批判冷戰對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國之后，他們才發現這是個天大的誤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學演講，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虛無與墮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據一種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譜，一個人要是批判共產主義體制壓抑人性違反人權，那么他一定就是親"西方"的了，因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樂園圣域。不，索爾仁尼琴不是這一類型的異見分子，他并沒有因為自身的經驗而高呼"來生不做俄國人"，也沒有因為主人家歡迎自己就替他說盡好話。他居然很不識時務地痛罵美國的膚淺與「西方世界」的道德淪喪。
這本來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氣。因為正如西方最后一個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識分子沙特所說的，"索爾仁尼琴是最危險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島"這個虛構概念變成專有名詞，為后來勃興的人權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礎，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為"現存社會主義"是條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們一向知道鐵幕那頭傳回來的消息，只是他們沉默遲疑，直至索爾仁尼琴帶來最壞的證言。許多人后來回憶，都說索爾仁尼琴是他們轉向覺醒的關鍵。他令那么多人右轉，但他自己卻沒有變成大家預想的右派。轉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爾仁尼琴為什么不干脆和他們一起全面擁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沒有改宗的"新左派"則一方面慶幸他不像其它異見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國就成了美國人；另一方面卻不滿他不像哈維爾等東歐知識分子，不試著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線。
這是索爾仁尼琴的第二個悲劇。他堅持住了自己獨立判斷的精神，沒有輕易換邊，以致于蘇維埃陣營視他為叛徒，正統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頑固。甚至連西方左派也不知該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現存社會主義」，不相信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但也不相信馬克思）。無論何處，格格不入。這本來是知識分子的榮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劇。可惜，他卻選了樹林里較少人走的一條路。
他隱居于美國佛爾蒙州郊野，一個冷得最像俄羅斯的地方。足不出戶，拒接電話，住在一個類似傳統俄羅斯鄉間小別墅的田舍里。他不說英語，他要躲在這里為俄羅斯招魂。眾所周知，他痛恨蘇維埃體制；但又不像許多從蘇聯流亡出來的學者與作家那樣，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專制與俄羅斯的文化傳統。他以為一切錯誤都是共產主義造成的，原來的俄羅斯不是這個樣子，原來的沙皇比較仁慈，原來的俄國還有偉大的東正教傳統。大家終于明白，搞了半天，原來索爾仁尼琴是種更頑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與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信徒。他批判蘇聯，不只是為了人權和自由，更是為了它的無神論，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羅斯傳統。批判西方，不是因為他保有最后一點左翼血脈，而是因為這個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淪喪得無以復加。
難怪蘇聯思想史專家列斯里．錢伯倫（Lesley
Chamberlain）說他是真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運和俄羅斯的命運緊緊連系在一起。
在漫天風雪之中，他被人遺忘，獨自懷念俄羅斯的昔日光榮與未來復興，成了一具過時的大鐘，發出沒人注意的鳴號。對文學界來講，他晚年的作品累贅無趣，就連曾經備受好評的早年名著現在看來也只剩下歷史價值，還不如同代的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筆精美。回到了祖國，忙著賺錢發財的新貴覺得他荒謬得離譜，年輕一代則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擾人。他曾經擁有一個評論節目，電視臺高層卻居然不耐煩到了在錄制中途把電源拔掉的地步。索爾仁尼琴，可是顆良心呀。
好在還有兩個人欣賞他，而且是兩位總統；這就是索爾仁尼琴最后的悲劇了。
美國前總統列根喜歡他。因為彼時冷戰氣氛稍緩，歐美政壇學界大吹和風；索爾仁尼琴則大有一士諤諤的氣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滅蘇聯，就是被蘇聯消滅。這種主張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這種言論，好為冷戰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惡帝國」。更妙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情懷，簡直與列根的新保守主義如出一轍，同是主張回歸基督教精神，同是譴責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輩子都沒法化身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爾仁尼琴，這時竟然變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國前總統普京也喜歡他。因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羅斯神話的傳人；對外，他力拒北約東擴和美國的獨大；對內，他還原了圣彼得堡的舊名，重振東正教教會的權威。這一切作為，都讓索爾仁尼琴感到夢想有實現的機會，所以先后拒絕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頒發獎章的他不只歡迎普京送上的榮譽，甚至不認為普京先當總統再做總理是弄權專斷。他曾經斥責前蘇聯的高度集權，卻不覺得普京把媒體一一收歸國有的做法是個問題。
我們不能夸大索爾仁尼琴的影響力，在列根帶動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個蹩腳的配角；在普京發起的大俄羅斯復興運動中，他起到的只是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們相信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從頭至尾獨立于權力之外的話，就不能不為他感到難過了。他晚年的種種言論被大部分人視為荒誕不經的傳說，可是兩位總統卻感到很受用（特別是普京），能夠拿來當做自己的小手槍。普京真心相信索爾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話嗎？未必；但它的確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動的意識形態。
生前已經無人理會的索爾仁尼琴，死時卻得到國葬的榮耀。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拒絕各種政治誘惑一輩子，卻無法在身后抗拒政權利用他的夢想，將他樹立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導師。更可悲的，是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他晚年種種有關俄羅斯歷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個風中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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