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在“國進民退”的敏感而又非常關鍵的時刻，這個會議透露的信號再明確不過了。用新華社通稿的話說，就是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會議特別強調，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
　　但是，實事求是而言，會議提出的鼓勵民間投資的四項舉措，就政策本身而言，并無多少新意。因此，不能稱之為“新政”。會議提出的“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這些內容早在2005年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36條”)中就列舉得明明白白。
　　比如，“非公36條”開宗明義強調“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而從領域來說，“非公36條”也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壟斷、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國防科技工業等各種領域。特別是在壟斷領域，除了自然壟斷行業只能參股之外，其他壟斷行業甚至可以獨資的方式進入。這些大膽而又令人興奮的舉措，在今天看來，的確恍若隔世。
　　不過，事實是“非公36條”問世5年來，執行效果不盡如人意，36條攸關非公經濟發展的舉措，基本處于空轉的狀態。“非公36條”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文件至今尚未完成，而實施細則的出臺更是遙遙無期。特別是，2005年關于改革的第三次爭論，顛覆了之前已經達成的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共識，“做大做強”國企成了新的奮斗目標。加上外資優惠政策的雙重擠壓，民企的生存空間日益萎靡。截至2008年，我國私營控股投資在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中占13.6%，金融業占9.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7.8%，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7.5%，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占6.6%。
　　在石油、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中，民間資本占比更低。特別是2006年國資委出臺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提出電信、能源等七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這等于顛覆了“非公36條”開放壟斷領域的精神。而2009年，“四萬億投資計劃”更是成為民營經濟“失去的一年”，大量的信貸、資源、項目，絕大部分給了國字號的企業，各地國字號“地王”崛起和一些地方通過重組整合等手段，將民營資本逐出。而就在2009年國企大舉突進，民間投資萎靡不前的時候，國家發改委已經將起草的《關于進一步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20條”)提交國務院。
　　放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非公36條”的確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強大的利益集團面前，這么一份閃射著改革光芒，凝聚著幾代改革人共識和智慧的重要文件卻成了“帶著鐐銬的舞者”，面對強大的體制和既得利益者鑄就的“玻璃門”，讓國企高歌猛進的同時，民間資本只能選擇退出，這無疑從根本上推翻了30年來國企改革的基本共識，對整個國企改革的目標顯然造成了顛覆性的摧毀。
　　鼓勵發展非公經濟，還是追求國企在所有領域的突飛猛進，這關系到中國未來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是選擇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還是選擇按照政策、關系和權力來配置資源。歷史一再表明：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即使在2009年，非公經濟無論在效率，還是就業的貢獻上，依然優于國企。2009年中央企業利潤雖然高達近8000億元，但如果分析這些利潤的來源和分布，就會發現，賺錢的絕大多數都是壟斷企業，一般競爭領域的要么不賺錢，要么產能過剩。
  　中國要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其觀主體不可想象沒有非公經濟。對于非公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無需出臺新的政策，而應該檢討這幾年來我們在非公經濟政策方面為什么執行力如此不盡如人意。將“非公36條”真正貫徹落實，比出任何政策都有利于非公經濟的發展。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