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張五常持續不斷地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出自己的藥方。
    他是經濟學領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適的“經濟學傳教士”。他筆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紛呈，從鄧麗君、中國大酒店到鐵飯碗與國企職工，從養鱒魚、除夕夜香港街頭賣金橘到兩岸三地的關系、大陸的體制改革……在幾百萬字的密集顯微下，一個百廢待興、銳意改革的國家形象全方位地進入他的視野，而經濟學兩百多年的知識脈絡和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在他最近的作品，被他稱為“學術封筆之作”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張五常試圖對他曾說過的那句“200年來最好的中國即現在”給出正式、系統化的“經濟學解釋”。換句話說，就是要“總結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來為什么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不同以往的是，這一次張五常決定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論證路徑。該理論認為：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會帶來租值的耗散，從而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約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權利結構，而權利結構則界定了經濟制度的本質。
    在書中，張五常就是根據這個“權利轉換”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30年經濟改革的“總結陳詞”。他指出，第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租值耗散。第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厘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并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第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第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力，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后，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于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
    張五常說，他寫《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解釋中國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對的是什么，不對的又是什么，經濟上的奇跡是否能延續，以及該如何延續。
    不難發現，張五常在一如既往地表現了其“張狂”的同時，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經濟學人該有的責任。盡管很多人對張五常是不是個合適的“看診大夫”心存疑慮，認為他只是個身居香港的旁觀者，沒有第一手數據和調查，難以對癥下藥，而且年紀大了，有些“老糊涂”了，然而，當張五常能以舉重若輕、微言大義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創新之舉在于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貫徹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合約關系，并認為“中央與地方實質上合約化的財政結構，導致了省際間的經濟競爭，從而極大提高了效率和國家總體經濟績效。這尤為重要，它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密碼’”時，應該沒有人敢輕易地否定張五常的洞察力和思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