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外界對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猜測頗多，但從會后的新聞通稿看，會議在攸關中國經濟長治久安的大主題上很顯然沒有脫離民眾的預期。
　　特別是，本次會議在如何擴大內需和增加居民消費等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和結構問題上，罕見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可操作性的舉措。其實，關于如何擴大消費，多年來中央各種會議都不無涉及，盡管成效甚多，但消費占GDP的比重逐年下滑卻是不爭的事實。本次經濟會議首次將居民消費提升到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核心和前提的顯要地位。而對于如何提升居民消費，更是將之與民生問題和結構調整問題有機統一起來，站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局的高度，對增加居民消費進行謀篇布局的制度安排：
　　首先，將增加消費、擴大內需與民生有機統一起來，特別將改善民生視為經濟結構優化的必要舉措，這就從根本上將民生提高到擴大內需的前提和根本的重要地位。
　　其次，拒絕使用過去的“刺激消費”這樣的字眼。這是認識上的重大轉變，所謂“刺激消費”者，是將消費不振的原因歸咎于居民“不會消費”或“不愿消費”，“刺激”本身就將民眾的“不消費”視為非理性，這很顯然并沒有找到消費不振的真正癥結所在。
　　第三，會議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視為提高居民消費的關鍵，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可謂找到了居民消費不振的根本原因。
　　第四，突出“居民消費”在“消費”中的地位。消費既有居民消費，還有政府消費。在近十年來消費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大趨勢下，就消費的內部結構而言，居民消費下降趨勢很明顯，而呈現政府的消費占GDP支出比重逐漸上升的態勢。這說明，由于“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擁有龐大財力的政府的公共消費在某種程度上擠壓了民眾的消費。
　　第五，將城鎮化視為解決城鄉消費失衡的重要之舉。曾一度，農村消費占居民消費近70%，而近年來，城市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從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農村消費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城鄉消費的失衡，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失衡。
　　由此，本次會議在提高居民消費的重大問題上，從結構調整、改善民生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城鎮化入手，從制度層面構建起一個解除消費后顧之憂，解決消費能力不足，擴大有效消費群體，解決城鄉消費失衡乃至國、民財富再分配的全面的制度體系，可謂刀刀命中以前消費政策的種種失誤和短板。如此濃墨重彩，如此系統勾勒制度體系，破解居民消費難題，的確令人期待。但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居民消費是難題，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構筑的破解消費困局的種種措施，無論是民生、收入分配，還是國、民財富分配再調整，都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可謂舉步維艱。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問題和產能過剩，乃至于消費不振，本質在于資源配置的失衡和財富分配的不公。這導致居民購買力與經濟增速本身出現了嚴重的背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解決結構失衡和居民消費不振的關鍵在于通過痛下決心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提升居民的購買力，痛下決心解決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問題，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提高居民消費，實乃中國經濟、社會的自救之舉。為打破利益格局，對抗利益集團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上的干擾，與此相應的制度建設的作業必須正式提上日程，并且具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性。我們不能說別無選擇，但是應該認識到，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舉棋不定，更無法以任何理由逃避一次攸關中國經濟未來的制度選擇的深思與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