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網站近日發表文章稱，環境和氣候變化不僅成為全世界關注焦點，更成為國家戰略中的一張牌。多國出臺政策約束溫室氣體排放，甚至動用關稅手段限制碳排放大國的產品進口。然而，分析認為，此舉不僅會傷害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開放氛圍，對環境的幫助也很小。
　　奧巴馬訪問亞洲時的表態調低了人們關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首腦會議將簽署減排協議的期望。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令許多國家著手制定政策以限制排放，然而，在當今全球化世界中，生產活動跨國界流動性不斷增強，人們擔心有效推行減排政策和堅守開放貿易承諾之間會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包括美國提出的碳排放管制與交易計劃在內的減排政策通常給碳排放定價，希望借此迫使企業為其影響氣候的生產活動付出代價。但是，如果不同國家減排數量不一樣，那么各國碳排放的價格也會有所不同。如此一來，環保法規更為嚴格的國家的生產商成本將會增加，而來自外國的競爭者則沒有這種擔憂。這可能促使一些廠家將其生產線向減排標準和污染成本較低的國家轉移。如果這種產業轉移達到一定數量，全球排放總量甚至可能出現增加。
這種產業轉移的規模可能被夸大了。世界銀行和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家最新研究發現，有部分產業將發生轉移，但貧困國家排放量凈增長數量很小。正如香蕉最適宜生長在溫暖的地方一樣，德國主要生產商也不會因為碳排放價格升高而悉數遷往中國。此外，貧困國家能源密集型商品產量增加將把資源由其他行業吸引過來。因而，從總體上看，如果歐洲和美國到2020年將排放水平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發展中國家排放增長幅度只有1％。和不做任何調整的情況相比，全球排放量仍然降低將近10％。所以，產業轉移造成“碳泄漏”對于全球排放量的影響并不像人們擔心的那樣嚴重。
　　不過，這并沒有阻止許多國家提高進口稅收，特別是針對那些來自碳排放成本較低國家的商品。從環保規則更為嚴格的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一舉動很容易理解。根據研究，美國要達到減排17％的目標，不得不將鋼鐵等能源密集型產品的產量和出口量分別削減4%和12％，這類生產企業自然會要求得到某種補償或保護，難怪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氣候法案中包含了對碳排放要求寬松國家進口商品征稅的規定。法國總統薩科齊也提議歐洲采取類似策略，如若不然就等于是在“助長產業轉移”。
　　從進出口貿易的角度來看，關稅不以碳排放為依據進行調整自然最好不過。即便是有相應的調整措施，其作用還要取決于具體的標準：究竟是以進口國自身生產相同產品的碳排放量為基準，還是以出口國生產時實際的排放量為基準。例如，美國生產一輛汽車產生10噸二氧化碳，每噸二氧化碳征稅60美元，那么對進口到美國的外國汽車每輛要加收600美元稅款。而如果以中國實際生產一輛汽車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基準，稅款將增加一倍。如此一來，受損的將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它們傾向于使用更多的碳消耗型技術。
　　分析認為，以實際碳排放量征稅將有益于美國的能源密集型產業，其產量下降幅度將僅為2.5％，而不是4％。但麻煩在于，發展中國家將因此受到沉重打擊，原因是其出口競爭力將明顯減弱。對中國和印度商品的禁止性關稅將分別達到26%和20％，中印兩國制造業出口額將分別出現21％和16％的驚人下挫。基于進口國國內生產碳排放標準的關稅調整對貿易的影響要溫和得多，中印兩國的出口降幅約為3％。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依靠貿易征稅來實現減排并無太強的說服力。不過，富國收縮高污染行業意味著這類稅收肯定要出現。從長遠來看，這種氣候保護主義不僅會損害貿易，而且也不利于環境。貿易推動發展中國家接受富國更新、更清潔的技術，逐漸改善貧窮國家的生產技術。所有國家會發現，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意味著依靠本國自身滿足糧食需求將變得愈發困難。面對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開放市場特別是農業市場對于未來世界將越來越重要，保持貿易往來將有助于各國適應氣候變化。用以保護富國能源密集型產業的關稅會嚴重損害貿易往來，對于環境的幫助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