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的晉政發[2008]23號《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文，讓“煤老板”變成徹底的歷史詞匯。
　　對于這場被媒體稱之為“新國有化”的晉煤整合，多數人站在了支持政府這邊，畢竟，短短十幾年內，一批煤老板確實暴富，但大多數山西人付出了環境的代價，卻并未享受到本屬國有資源出讓帶來的實惠。然而問題在于，時下之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樣子，《物權法》、《合同法》等經濟法律相對健全之下，過于依靠行政指令暴風驟雨般推進的晉煤“國進民退”，總會激起經營權所有者的博弈與抗爭。
　　此外，山西剛剛開了個頭就可能被推向內蒙古、河南、新疆、陜西等能源礦產大省（區）的整合“經驗”復制，也讓人捏著把汗。終究，有好的目標，通過恰當的路徑和方式，變革進行的社會成本才可能最小。這也正是本次晉煤重組最引爭議的地方：用行政力量改變本該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

　　博弈升級：“浙江煤老板”抱團求生

　　“對不起，我在開車。”
　　每當話題進入敏感區，吳族春常會用這樣的結語婉拒對話的繼續進行。4個月前，當他趕赴山西調查浙江商人在晉的礦產投資狀況時，他并沒有想到，自己現在會置身于一場旋渦的中心。
　　吳是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資源與環境業務部首席律師。日前，由他參與調研完成的《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在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損失》書面報告（下稱《報告》）一經出爐，吳族春就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浙籍在晉“煤老板”們“欲語還休”，山西省各級政府“諱莫如深”，吳掌握的情況恰好能做更多的說明。
　　據吳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晉投資煤礦企業超過450家，投資總額逾500億元，控制煤炭資源年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而這一切，很可能因為山西轟轟烈烈的煤炭重組而“盛景不再”：“浙商在山西投資的煤礦，單井年產能都無法達到90萬噸的標準，這意味著這些煤礦基本要被兼并或關閉。”

　　曾經低調

　　“請理解我們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說，“確實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們有顧慮，有前車之鑒。”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浙籍在晉煤老板們的命運在2009年4月被突然扭轉：山西省以“晉政發[2009]10號”的《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出臺了《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所涉及資源采礦權價款處置辦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關配套規定，并宣告成立“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工作領導組”（下稱“工作組”），拉開了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
　　《通知》稱，山西全省近2600座煤礦將由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等省屬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牽頭重組，到2010年底僅保留1000座；兼并重組后的煤企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產能300萬噸，單井年產能不低于90萬噸。屆時，山西的煤炭企業將從2200家縮減到100家左右；到2011年，形成3個億噸級和4個5000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大集團煤炭產量占到全省總量的75%以上；到2015年，大集團煤炭產量進一步提升至全省80%以上，單井規模達到120萬噸/年以上。
　　毫無疑問，浙江煤老板們的礦井基本都不達標，但彼時，事態的嚴重性并未引發煤老板的足夠重視，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和觀望：由于經常遭遇安全整頓和停產，煤老板們并不知道這次“動真格”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按照工作組的規劃，2009年7月，山西省11個市的兼并重組整合方案將全部通過審查；8月則全部完成兼并重組的協議簽訂工作，主體企業與被整合煤礦企業進入資產評估、洽談、協議簽訂階段；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協議簽訂；10月底基本完成主體企業到位和證照過戶換發工作，11月份全部通過驗收。
　　但事情的進展并不順利。七八月間，重組雙方的談判焦點集中在資產評估標準、補償款數額及具體兌現時間上。這時，基本沒人再認為這次重組會“雷聲大雨點小”了。浙籍煤老板們也開始借助媒體零星發出重組補償標準過低、民營資本投資虧損的聲音。吳族春也于此期間趕至山西進行調研。
　　9月23日，山西省加快推進煤炭資源和企業兼并重組座談會召開，山西省省長王君會上著重強調了兼并重組時間表的緊迫性。而此時，浙籍煤老板們媒體上的聲音卻近乎消失。
　　“請理解我們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說，“確實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們有顧慮，有前車之鑒。”該老板稱，一位同鄉就因“公開姓名”接受采訪，結果在一次會議上被山西省主要領導點名批評。

　　集體亮相

　　這樣的數字上報給中央，容易讓中央認為重組會很順利，進而誤導國務院作出山西試點可以在全國推廣的判斷。
　　“我們是浙商在外投資者的娘家，也理解大家不愿走到臺前的難處。”浙江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徐王嬰表示，“10月31日的論壇，我們本想只邀請一名律師和一位煤老板探討法律維權的問題，沒想到，一下來了30多人。”
　　盡管“人多勢眾”，但當天與會的30多位煤老板卻沒有一人愿意首先發言，每個人的開場白都往往是“希望媒體不要公開姓名，電視畫面也請處理一下”。
　　“山西有關部門披露的重組協議簽訂率達97.9%的數據是有‘水分’的。”吳族春透露說，重組雙方簽訂的是經濟合同，但卻沒有經濟條款，只是約定補償款額度、支付等細節在補充合同里簽訂，但對于補充合同怎么簽、什么時候簽卻沒有規定。而這樣的數字上報給中央，容易讓中央認為重組會很順利，進而誤導國務院做出山西試點可以在全國推廣的判斷。
　　吳族春的擔憂并不遙遠。
　　10月26日，國土資源部召開“全國礦產資源秩序整頓規范總結表揚暨進一步推進整合工作部署電視電話會議”。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會上介紹稱，經國務院批準，國土資源部等12部門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礦產資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繼續推行礦產資源整合工作。煤、鐵、銅、錳在內的15個礦種仍然是礦產資源整合的主要內容，而山西推行“國進民退”的整合小煤礦模式或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推廣和復制。2010年年底前，按照已批準的進一步推進整合實施方案，我國將建立健全礦產資源管理有關制度，初步建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長效機制。
　　“既然產業調整是國家性政策，不是一個省的行為，那就沒有辦法說好或者不好。但既然是公私合營，那么，怎樣才能既完成目標，又減少民營資本的損失，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個很重要的難題。”徐王嬰表示，在保持國有控制力和調動民企積極性之間，穩妥、和諧的處理方式有助于減少潛在影響，給投資者樹立信心，營造好的投資環境。
　　“晉煤重組的最大問題，在于采用了下指標、時間表、責任制的行政方式，把已經過市場確認的資產分解到11個地市，限期完成，違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則。”吳族春表示，這種由政府自行確定補償比例，是強制定價，以行政權干涉市場的資源配置，混淆礦產資源出讓與轉讓行為的性質，加劇了兼并與被兼并方的矛盾，損害了市場配置資源機制。
　　“我們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到那時會舉行更高規格的集會。”研討快結束時，煤老板中忽然有人大喊，鼓掌聲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徐王嬰仍然沒有收到一張煤老板的名片。

　　簽名抱團

　　溫州煤老板們在11月5日發起的“萬人簽名活動”已被平陽縣暫時平息。
　　實際上，吳族春能夠成為山西浙商的“代言人”，多少有些巧合。
　　2008年11月，受浙江省國土資源廳與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下稱“協作辦”）委托，吳族春開始了“浙商礦業發展研究”項目調研。
　　“調研的本意是浙商在外投資的礦業分布，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浙江屬于資源小省，省內基本不出產煤炭，在2008年浙江消耗的1.8億噸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間接返銷煤炭占30％，一旦斷供，勢必將對浙江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山西浙商的遭遇尤其引人側目。”吳族春說。
　　憑借同鄉優勢，吳族春手中掌握了大量溫州煤老板資料。他在《報告》中寫道，山西119個縣市區中，有90多個縣市區產煤，產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資的煤礦，初步估計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約450多家、煤礦500多座，投資總額在500億元到1000億元，占民間投資山西煤礦資金總量近1/6。
　　有溫州煤老板估計，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絕大多數是溫州人，其中又以溫州平陽縣居多。由于溫州民間資本相互拆借活躍，平陽縣85萬人口中估計有40萬人與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關。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慮，吳族春主動撰寫了《報告》，呈遞給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和協作辦，希望能得到來自浙江省政府的支持，出面幫助浙商維護在晉利益。
　　“這個事情我們并不清楚，最清楚的應該是吳族春。”11月4日，協作辦機要室人士如是表示。而協作辦官方網站的“工作職能”顯示，該部門主要“負責開展國內經濟技術合作情況的調查研究和信息綜合……對我省企業在外省（市、區）和外省（市、區）企業在本省經濟技術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協調處理。”
　　針對此前媒體傳言浙江省已就山西浙商煤炭重組事宜與山西省政府進行過交涉，吳族春表示，據了解，尚未進行；而他呈遞有關部門的《報告》，有望引起相關部門回應。
　　“浙江省政府官員做事其實相對保守。既然煤炭重組是國家性決策，浙江省政府肯定不會輕易出手，同山西省政府溝通。”知情人士透露，“反而是浙江省某局領導曾就此事發表過談話，表達了要同浙籍山西煤老板溝通，并在必要時出面同山西溝通的意愿。但不巧的是，目前由于溫州平陽的煤老板們準備舉辦萬人大簽名，該局也怕被誤解為組織者，因此還在觀望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而來自溫州平陽縣的消息人士透露，溫州煤老板們在11月5日發起的“萬人簽名活動”已被平陽縣暫時平息。11月6日早上7點左右，平陽縣水頭鎮商貿街的簽名桌子和橫幅已全部被拆除，商貿街每家店鋪門前都有三三兩兩的人群在議論；后來人群逐漸轉至去往平陽縣的必經之地——水頭鎮大轉盤附近，大約近百人。現場有人稱，早上警車來過，而平時，城管肯定不會在7點這么早就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