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鮮明的財富規則輔導著封閉已久的中國企業，以巨大的經濟能量激活長期沉悶的中國市場，以先進的制度元素再造中國經濟機制……跨國公司帶給中國的似乎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然而，當一起起商業賄賂丑聞被無情地抖摟出來后，這些頭頂耀眼光環的龐然大物開始黯然失色。最近幾年在麥肯錫、朗迅、大摩、IBM等財富巨頭身上發生的商業賄賂事件一定程度上還原與厘清了跨國公司的本來面目。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賄賂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一個普通的說法是入鄉隨俗，跟從某些地方盛行的“潛規則”。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不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也要引起我們的重視，那就是我們的法律規則是否嚴密，我們對于行賄犯罪的打擊是否嚴厲，特別是對行賄人的行業準入禁止規則是否到位有關系。如果我們的法律嚴密和嚴厲，執法嚴格，我想，即使是不能完全杜絕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賄賂問題，但至少也能緩解這種肆無忌憚的行為。
　　我們對于行賄犯罪打擊一向不力。司法機關往往認為行賄犯罪對于社會危害不大，加之通常在查處受賄人時需要行賄人的配合，常常對行賄人網開一面。比如全國檢察機關2004年查處行賄犯罪嫌疑人1952人，只占立案查處全部賄賂案件的17.3%。對國內的行賄人打擊不力，對于跨國公司的行賄打擊更是如此。比如“朗訊案”。2004年4月，朗訊被曝光在過去3年間為近千人次的中國政府官員、電信運營商高管出資“訪問”美國，并以“參觀工廠，接受培訓”為由安排前往夏威夷、拉斯韋加斯和紐約等地的行程。朗訊為此出資超過千萬美元。案發后，朗訊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重罰250萬美元。但是，行賄中國官員的朗訊公司卻沒有受到中國司法機關的追究。其他案件，如“IBM案”、“西門子案”莫不如此。
　　對于行賄打擊不力，跟我們法律的不完善也有一定的關系。按照刑法的規定，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然而，按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際給予該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應有的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也就是說，無論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還是為“謀取正當利益”而行賄，都構成行賄罪。根據其他國家的法律，行賄罪的“賄賂”不應僅僅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也應當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例如“性賄賂”，例如為他人子女上學、工作提供方便等，而不像我國刑法規定僅僅是“財物”。這樣，在許多國家規定為“行賄罪”的行為，在我們國家卻得不到有力打擊，這讓跨國公司有機可乘。
　　對于跨國公司行賄的行業準入禁止規則的不完善，也極大鼓勵了跨國公司在中國搞商業賄賂。對于行賄的公司進行行業禁止，在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有先例。例如今年1月份，世界銀行就宣布，因牽涉到世行資助的菲律賓公路項目中的腐敗行為，對包括4家中國公司在內的7家公司和一名個人進行制裁。這些公司將暫時或永久失去參與世行資助項目的投標資格。我們國家檢察機關雖然建立了“行賄人黑名單”，但是，對于許多對GDP如饑似渴的地方政府來說，他們需要跨國公司的投資，需要跨國公司來這里發展經濟，帶來就業，他們哪會管跨國公司有行賄的污點呢？同時，“行賄人黑名單”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按照最高檢的規定，“行賄人黑名單”限定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的范圍內，那么大量進行了行賄但不構成行賄罪的公司以及構成行賄罪但沒有移送司法審判的公司，將無法上這個“黑名單”受到行業禁止準入的懲罰，這無疑讓行賄的跨國公司獲利大而風險小，他們何樂而不為，“潛規則”一把呢？（作者系江西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