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報道顯示，美國司法部已公布的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CI）行賄案名單上的中國企業已經達9家。
　　另一組來自民間分析機構安邦集團的調研數據同樣讓人觸目驚心：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權錢交易，看起來外資賄賂總是直接與那些利益部門、決策人士掛鉤。然而實際上，外資的賄賂之手多在隱形處。

　　形式一：掮客的力量

　　不管是商業還是政治，中國人的人情、面子關都是道饒不過去的坎兒。外資的本土化過程必然會使其耳濡目染，在強大的人際關系網上煞費苦心。
　　要建立和政府、其他企業的良好關系，外資往往會極力網羅一批人脈亨通的說客，由說客出馬，從而打通關節。這包括與一些行業協會組織達成所謂的戰略合作，從而影響政策制定；包括操控一些律師事務所和審計部門進行人事公關；甚至包括招募一些資深官員，這些官員盡管多不在崗，但人脈力量不可小覷。
　　有報道稱，活躍于中國的外資PE大多與一個名稱為中華創投協會密切相關，幾家PE的核心人物都在其中擔任過要職。該協會不僅是外資間的聯絡紐帶，更是這些境外投資力量與中國政府進行相關談判的橋梁。雖然這些“人才”的招募要花上血本，但與其帶來的可觀效益相比，仍然是筆劃算的買賣。人和則政通，外資顯然深諳此道。

　　形式二：籠絡專家

　　專家總是更具有發言權，尤其主流專家擁有著天然的優越性——企業和政府的智囊團主力就是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一定程度上說，贏得了專家，便是贏得了政策先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以極其微妙的角色影響整個公共決策的制定。
　　籠絡的方式極妙，極美，甚至讓很多專家歡欣雀躍、稽首思盼：大規模地資助教育和科研機構、贊助行會會議、資助特定地研究項目和論文、與研究機構創建伙伴關系……
　　數據顯示，跨國公司在華的750多家研究機構中有超過200家是與高校合作的。不可否認，這些大規模的資助提升了中國國內的科研力量，開拓了一些更前沿的知識；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外資顯然滲透進去了其公關機心。名利雙收，他們比想象中更聰明。

　　形式三：NGO力量

　　盡管一直宣揚遠離政治、扶持公益，但NGO(非政府組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一些NGO滲入大眾媒體和社科研究機構，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組織各種聲勢浩大的論壇或研討會進行理念倡導。由于國際NGO在人道主義和公益慈善事業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近年來中國政府對一些國際NGO的進入，采取一種默許的態度。
　　就這樣，NGO們一方面遠離政治，一方面又從正面或者側面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影響著政府的高層決策——盡管他們可以說這是不自覺或無意識的。

　　形式四：“公關戰”

　　這種名號上的“公關”實際上也是潛移默化、見不得光的。跨國公司資金雄厚，或者以培訓、參觀學習為名，大量資助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出國旅游；或者由跨國公司管理層直接參與政策過程，譬如市長的國際顧問團。
　　這樣的影響，實質是絕妙的公關。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明明收得了好處，還讓人挑不出刺——這樣的公關讓哪個不心動？誰人不動心？

　　形式五：塑造“御用”地位

　　要影響公共政策，使政策的天平更有利于己，跨國公司不僅懂得要“低下身”，也知道要適時“揚起頭”。在第三方認證部門和標準制定部門中，經常可見跨國公司高抬的額頭、權威的面孔。
　　由于出口產品多次遭遇“綠色壁壘”，各行各業對技術認證開始倍加重視，由此也產生出了檢測認證行業的巨大市場。各大國際權威認證機構隨之紛紛來到中國設立認證公司及辦事處機構。
　　標準制定的壟斷造就了大批的跨國“御用商”：國內大的訂單大都來自大型企業或政府，而由認證部門所設的產品標準門檻又往往比實際需求要高，這就排除了很多品牌和企業，招標會上最后出現的往往是跨國公司的身影。

　　權力尋租

　　賄賂，說到底就是一種獲得壟斷權益的手段。表面上賄的是人，賄的是商業，實際上賄賂的是權力——“權”莫大焉。一旦存在權力中心，就會存在權力尋租，就會給賄賂以可乘之機。
　　目前的情況是，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中，形成的一個個權力中心壟斷了各種資源，而相關的監管機制并不完善。當權力中心與企業頻繁展開微觀接觸，當企業出于利益需要對權力中心開始進行強勢公關，當這一切都處于并不嚴密的法律監管之中，就必然會有一些政治覺悟并不過硬的手持權力者倒在金錢或者其他利益的門下。
　　可怕的是，外資的糖衣炮彈往往比我們看到的打得更深，做得更隱匿。當然，這需要我們擦亮雙眼，看得更加真切，思想更加警惕。
　　但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何賄賂之水會如此之深？
　　假如一些政府部門不再既是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裁判員，又是游戲的參賽者，假如一些政府官員不再掌握如此大把的政策、行業發展資源，不再由幾個人把住行業準入的門檻，賄賂還會成為外資本土化的選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