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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會議上，中美兩國官員將討論貿易差額問題。此次討論絕不能僅僅涉及匯率問題。
許多分析師早就指出，匯率操縱是快速解決貿易不平衡（即一個國家所生產和消費的產品的差額）的辦法。1985年9月簽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s)后，日圓和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飆升，許多分析師據此認為兩國對美貿易順差也將下滑。他們說對了一部分。德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下滑，但即便日圓兌美元匯率翻番，日本貿易順差仍然暴漲。
這種情況應當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為了應對《廣場協議》，日本政府下令向制造業提供大量低息貸款，同時為公司借款人提供非正式擔保。在國內消費量下滑的同時，制造商卻在為出口市場而增產，對美貿易順差由此上升。
盡管人民幣匯率不斷上升，但中國也試圖仿效日本。出臺的相關政策包括：央行執行很低的貸款利率，政府提供能源和大宗商品補貼，最重要的是，大量得到政府暗中擔保的信貸，這些信貸主要面向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然而消費仍然受到抑制，部分原因在于存款利率極低、消費者融資受限，以及薪資水平太低。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一定會飆升。短期內，美國消費者因薪資增長停滯和失業率高漲而大受打擊。未來幾年內，美國的消費增長將比產出增長緩慢得多，貿易逆差將因此而收窄。
不過，即使美國儲蓄率升高推動了必要的重新調整，美國還是應當注意中國的舉動。對于美國來說，最好的情況是還算強勁的消費支撐國內生產總值(GDP)以良好的勢頭增長。最壞的情況是消費迅速萎縮推動GDP下降。而對于中國來說，最好的情況是GDP受爆炸性的消費增長推動，而增幅略為降低，最差的情況則是消費增長放緩拖累GDP增幅急劇下滑。
兩國都面臨平衡短期就業需求與長期調整措施的問題。美國急于取代受債務推動的住房消費，這幫助創造了工作機會，并給了中國更多的時間進行調整，不過是在以降低儲蓄率為代價的情況下。中國短短六個月內的新增貸款超過去年GDP四分之一，由此提振了短期就業率，但也增加了額外的過剩產能，使政府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
兩國都需要時間做出調整。如果本周的華盛頓峰會不能確定貿易調整以及兩國財政金融政策合作的時機，中美兩國將會無可避免地經歷重新調整－－但GDP增長將會減緩。如果美國的儲蓄增長與中國由政府主導的產出激增相沖突，兩國可能被迫實施對抗性的政策。其結果可能極其嚴重，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在最好的情況下，未來幾年仍然會十分艱難。相互沖突的調整政策可能會令情況更糟糕，尤其是如果這類政策導致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摩擦的話。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應當致力于解決看上去像是國內政策沖突、但最終其實是關乎貿易平衡的問題。（作者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