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上海市國家安全局證實，力拓上海辦事處的4名員工因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已被拘捕，其中包括該辦事處總經理、力拓鐵礦石部門中國業務負責人胡士泰。隨著案情發展繼續擴散，多家央企員工如“多米諾骨牌”般卷入其中，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施行的商業賄賂，以及中國經濟信息非常不安全等議題備受關注。
　　大型企業與政府關鍵部門退休官員成為外資公司員工，是獲取中國商業核心信息的第一條捷徑。
　　不少鋼鐵企業負責人透露，力拓等鐵礦石巨頭在與中國鋼鐵企業接觸過程中，常常以多種方式獲得中國鋼鐵行業的核心數據，包括生產成本、毛利率、生產技術參數等等，使中國鐵礦石談判無法獲得先機。此次被刑拘的力拓負責人胡士泰，上世紀80年代在中信集團工作，中信集團是我國進行海外資源性布局的一家窗口企業。1998年，冶金工業部撤銷，許多掌握核心資料的要員進入力拓等企業，這些對中國鋼鐵行業了如指掌的人士充當了信息搜集馬前卒的重任，他們獲得百萬美元高薪，在談判交易中讓中國企業付出了上百倍的代價。
　　不僅如此，包括證監會、銀行、政府財經部門的一些官員退休后即被國外企業高薪禮聘，既提供行業咨詢，又可以充當高級公關，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場中常常無往而不勝。利用權力之便將所知信息收益個人化，是國企高管與政府官員透露商業資料的根本原因。獲取中國經濟信息的第二條捷徑是國外機構與國內相關統計部門合作。
　　2008年7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價格、農產品生產價格等一系列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數據都是在這一天首次公布。但早在7月8日，路透社就以“兩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說法稱，我國6月份CPI同比上漲7.1％，上半年CPI同比上漲7.9％；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為消息源，稱上半年我國G DP同比增長10.4％，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連小數點都一樣，如果以此數據對中國資本市場套利，中國普通投資者將蒙受巨大損失，而外資機構既可避險，也可提前做多做空，立于不敗之地。
　　當時有專家建議司法介入調查，但最終不了了之，國內公眾有權利知道，國家如此核心的數據如何提前透露，有關部門僅以“不可能泄密”推脫；不僅如此，景氣動向指數由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和高盛(亞洲)聯合開發，有關部門是否無法獨立完成研究監測工作，他們理應告之于眾，打報告要求加派研究力量，而不是與國際投行合作。如果有關部門無法排除泄密之嫌，如何要求企業掌握數據的關鍵人士不把數據換成金錢？
　　獲取中國經濟信息的第三條捷徑是借助政府急于與國際接軌的心態，將數據拱手讓人。
　　中國經濟信息泄露集中時間段應該是中國金融機構、石油石化等事關中國經濟安全的大企業在海外上市階段。
　　當時中國銀行、中國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薦人等中介機構都是國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為了獲得國際投資者的信任。但經此摸底，中國金融機構、能源企業成百年的核心數據也就盡在國際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譽、穆迪等評級公司對于中國企業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難理解了。由于次貸危機爆發，這些評級機構的職業道德在美國本土受到強烈質疑，他們會利用中國經濟數據從事何種商業活動，不得而知。
　　此外，2001年中國證監會發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6號———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的暫行規定》，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名，要求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證券市場再籌資的A股公司中試行由國際著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直到2007年取消該規定，其間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數據，大到中國的石油儲備、礦產資源，小到個別金融機構的客戶資料，盡在國外會計師事務所掌握之中。
　　無論如何，政府處理間諜門事件是及時而必要的，竊取商業機密進行商業賄賂不僅違背商業倫理，更違背了中國與澳大利亞等國的法律。違法者理應受到制裁。
　　力拓間諜門事件是一個標志，也是一個契機，通過鐵礦石談判收回利權，通過談判意識到中國經濟信息危在旦夕，處于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困難處境。政府有必要改進目前的信息管理制度，對于大型企業關鍵人士與重要崗位退休官員成為外資大員作出嚴厲規范，同時反省大型企業首先在境外上市剝奪國內投資者權利，與泄露核心商業信息的軟肋，通過培育內部市場機制，形成全國統一的競爭性市場的，徹底擺脫目前借用外力推進改革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