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高管的高薪當初紅字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奧巴馬起初的一再寬容，就是陷落于“社會道義”和 “制度正義”的兩難困境。其實當初簽訂的合同并不完全，加上奧巴馬政府對AIG公司的大規(guī)模救濟，實質上已經改變了AIG原有的合同環(huán)境，更需要一個事后的再談判機制來解決新問題。

　　雄心勃勃的奧巴馬一上任，就立馬推出以“限薪令”為前提的美國金融援助計劃。AIG接受了政府上千億援助，卻拿著給自己增加福利，無疑把高管道德風險問題又一次推上了風口。各方人氏都譴責AIG的行為，共和黨議員保羅·霍德就認為， AIG如今完全成為了“傲慢(Arrogance)、無能(Incompetence)和貪婪(Greed)”的代名詞。而AIG首席執(zhí)行官愛德華·利迪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說，他當天早晨已經私下呼吁員工返還獎金，其中金額高于10萬美元者被建議返還“至少一半”。但他同時表示，公司與員工間的獎金協(xié)議仍然“應該得到遵守”。
　　其實， AIG與其說是傲慢、無能和貪婪，還不如說是“美國矛盾加速器”（American Illogicality Gatherway）的新代名詞。奧巴馬最憤怒，一則是因為AIG高管對奧巴馬在治理危機所需的政治權威的極大挑戰(zhàn)，二則是天底下哪有人會愿意借錢給一個瀕臨破產的落魄企業(yè)家去高級場所吃喝呢？
　　可能還有些在一邊看好戲的人會覺得AIG高管很委屈，明明是市場的原因怎么怪上他們的能力不佳。他們的高薪當初就紅字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而奧巴馬起初對AIG的一再寬容，就是陷落于“社會道義”和 “制度正義”的兩難困境。
　　AIG股東與AIG高管之間存在著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對稱。盡管這些股東很專業(yè)，也非常熟悉業(yè)務，但實際上他們并不能知道這些高管盡到最大努力之后的最優(yōu)業(yè)績點會在哪里。而且，股東的目標和高管的目標并不一致，一方要利潤最大化，而另一方則可能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為了解決股東和高管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股東會主動和高管事先簽訂一個合同，規(guī)定他們在下一個年度中需要努力完成的銷售額或者利潤。同時，也告訴他們一旦超額完成任務，將得到豐厚獎勵。
　　這樣，股東和高管之間的矛盾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但這里還有一個基數的確定問題。代理人明白他自己的努力程度以及可能完成的業(yè)績點，而委托人并不知道這些私人信息。實際上，代理人對于市場風險是無法控制的。比如，某公司經理認為今年年成比較好，應該能做到10億利潤。當然，一個合理的機制就應該讓這位經理報出10億利潤額。經理一旦報出這個基數之后，會努力地向這個方向努力，但天有不測風云，突然遇到經濟危機，公司業(yè)績急劇下降，這樣下去是拿不到原定的獎酬。為此，高管肯定會在股東面前喋喋不休的，抱怨年成不好。而一些有經驗的高管通過簽訂合同的事前權力，為自己構造一個“金降落傘”，以防各種不測風云。
　　而這也恰恰說明一點，當初簽訂的合同并不是完全的，無論是從股東，還是從高管的角度出發(fā)，都是需要事后的再談判機制來重新解決。加上奧巴馬政府對AIG公司的大規(guī)模救濟，實質上已經改變了AIG原有的合同環(huán)境，更需要一個事后的再談判機制來解決眼前的棘手問題。
　　但是，政府也知道他們當初的那個合同規(guī)定，因此不得不私下咨詢一下經濟學家,這種情況應該怎么處理會比較好。一直在政府部門得勢的經濟學家會告訴政府說，你可以征收報復性稅收，讓他們的錢重新吐出來。而另一位經濟學家則辯解，這樣循環(huán)往復地“救助——報復性征稅”勞財傷命，非但起不到任何經濟救市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壓力。因此，我們還不如從源頭開始找起。實際上，現(xiàn)代經濟學的合同理論已經解釋得非常明確，股東和經理簽訂的那個根本不是完全合同，并不是所有的條款都能明確寫在合同之上。一旦事后出現(xiàn)一些未加預料的、不可測風險，股東和經理人還不如再坐下來談判新的合同。
　　盡管世人無從得知當初AIG高管是如何脅迫AIG股東簽訂這個“金降落傘”合同的，或者是AIG股東為了留住他們的高管團隊故意留下這個完美的“陷阱”，但無論如何都可以明確，這一看似完美的合同都有重新再談判的必要。
　　而今看來，當初信誓旦旦、馳騁國際金融市場幾十載的AIG大鱷們也是紙老虎而已。盡管很想，但還不至于明目張膽地反抗奧巴馬的“限薪令”。其實，AIG鬧出這出“高薪門”事件更像他們的一次“試水”。很顯然，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的弱點和優(yōu)勢。不過，奧巴馬如果對他們這種“試水”行為置之不理，不給予合理的回復和再談判，那么就得注意了。如果沒有正當得法的監(jiān)督手段，那么這些大亨們就有可能會將上述手法更加隱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