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在廣州呼吁實現城市小攤販地位合法化。他認為,攤販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可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增加GDP,又能豐富城市文化、活躍城鄉交流。（2月22日《新快報》）

　　盡管攤販地位合法化肯定會令城市管理面臨始料不及的困難,但危機當前,民生為大,應當說,何教授的建議還是值得決策者認真對待。事實上,遠不只是城市中的攤販經濟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當我們把注意力投向廣闊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時,不難發現,很多就業機會正有待主政者通過制度創新來釋放。好的制度能創造出無窮的就業機會,這不僅對于應付當前的經濟危機,而且對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和經濟、社會的長遠、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基礎性作用:
　　首先,打破行政性壟斷、降低服務業門檻可以解放無數就業機會。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解除政府對城市出租車營運的管制,將能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除了出租車行業,電力、石油、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都有巨大的打破壟斷、降低門檻以釋放民間活力的空間。
　　其次,完善勞工權益保護將騰出大量就業崗位。在中國城市中,所有行業中從業人員的工作時間,每周平均是48．16個小時,遠超過每周40個小時的法定時間。有學者研究表明,要是嚴格把勞動時間控制在45個小時內,至少可以增加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機會。
　　第三,滿足農村居民在農村的住房需求,可極大地刺激內需并就地提供大量就業機會。2月20日《廣州日報》的一篇報道顯示,即使在金融危機下,湖南省衡陽縣三湖鎮的建房熱也沒有降溫,三湖鎮中湖村90%的建房農民債務纏身。三湖鎮建房熱只是農民住房條件改善意識覺醒和我國消費結構全面轉型的一個縮影。如果國家金融制度能夠創新,也給農民自建房以優惠利率的貸款,不僅可極大地喚醒銀行中沉睡的存款,降低銀行業金融風險,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在滿足內需、增加就業的同時,大大地解放農民,令他們不必把所有資金來源全投入住房建設,而是可以在得到較好的居住條件后,還有資本進行創業。
　　第四,現在2.26億農民工大部分在城市“居無定所”,要么住在條件惡劣的集體工棚,要么住在“城中村”等地方,城市政府的住房保障和商品房供應都不以滿足他們的住房需求為要。城市應該有針對性地開發價廉物美、專門滿足農民工一類群體需求的商品房。這也是一個海量的商機和促內需、保就業的機會。
　　第五,一些城里人下鄉蓋房的需求同樣有必要得到尊重和滿足。只要城鄉居民之間的土地和房屋交易嚴格控制在農村建設用地范圍,不涉及農用地和耕地,就絲毫不會危及農業和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