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改革已經在效率上取得巨大成功，現在是到了通過制度創新，把公平當作主要目標的時候了。沒有做到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而是老百姓沒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給老百姓發外匯儲備的構想，令人興奮，但能分給老百姓的，恐怕只能是外匯儲備的收益部分，以此彌補本來應該得到但因為匯率低估而沒能得到的福利。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早些時候在一個企業家論壇上主張把兩萬億外匯儲備的一半發給老百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由此形成了一個焦點話題。給老百姓分發外匯儲備，雖然實際操作上不太可能，但是，卻令人興奮，受到很多人擁護，因為它反映了國人對公平的熱切渴望，希望分享中國經濟三十年迅速成長成果的迫切要求。
　　說起來，中國近年間累積的龐大外匯儲備，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創匯的產物。本來出口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進口，進出口平衡才是最佳的結果；完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正是可自動實現進出口平衡的工具。可是在創匯為出口核心目的，利率又長期被人為壓低（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人民幣能長期連續升值），我們積累了大量的順差，這是外匯儲備的基礎。
　　以中美貿易為例，人民幣對美元長期被低估，中國對美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年復一年增加，順差的表現是：美國凈獲得中國企業的商品，中國企業凈獲得美元鈔票。美國并沒有吃虧，它用紙片就換來了商品，吃虧的肯定是中國。
　　中國實行外匯強制結售匯制度，獲得美元的企業要把美元按照規定的匯率賣給國家，得到相應的人民幣。政府得到美元后，肯定要購買美元資產，因為美元現鈔在國內基本沒有價值。這些美元資產就構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所以，外匯儲備的大部分（債權性的部分），是人民幣被低估、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以及強制結售匯共同作用的產物。
　　出口企業把美元售給政府后，按照較低的匯率得到了人民幣，它原先出口時的低匯率損失，大部分獲得了補償。在這個意義上，說外匯儲備是中國靠壓低勞動成本得到的血汗錢，是言過其實的說法。倒不如說，這是我們賤賣資源的結果。
　　美元以及外匯儲備就這樣變成了國家所有，如果從中國人民銀行不是美元的發行者的角度說，這確實是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如同我們個人手里持有的人民幣。可是外匯儲備這種資產又比較特殊，它是用央行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印鈔即負債的手段獲得的（雖然同時發行央票對沖了一部分人民幣）。如果沒有貿易順差，又或者不強制結售匯，這些人民幣就可以不投放。外匯儲備，不同于稅收，稅收取自全民，通過財政支出再返還給全民，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外匯儲備的所有者不是全體老百姓，老百姓也不能分這個負債。總不能說，用吃虧的辦法得來的東西，變個戲法，變成老百姓的巨大財富了。
　　如此說來，能分給老百姓的，只能是外匯儲備的收益部分，以此彌補本來應該得到因為匯率低估沒能得到的福利。
　　雖然發放外匯儲備沒有現實性，但是，發放外匯儲備，包括發上市公司股票給老百姓的說法，反映了人們希望扭轉當前分配領域不公平趨勢的強烈愿望。
　　改革初期，鄧小平就說過，經濟改革必須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現在來看，前一條做得很好，很成功。雖然國有企業數量不斷減少，但是，通過兼并重組，地盤擴張，規模卻越來越驚人，今天工商銀行的資產規模已經頂七個花旗了，有幾十家企業進入了世界五百強。而民營經濟，雖然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非常成功的還不多，平均的生命周期不過十年左右。
　　公有制最能做到公平，可遺憾的是，在公有制成為主體的同時，我們在實現共同富裕這個目標上，還很不盡如人意，在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同時，這部分人還不一定是通過誠實勞動而是靠占有壟斷資源或者權力富裕起來的，城鄉的困難群體仍嫌過多。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大程度的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和養老難。不但難，還存在社會福利的巨大城鄉和地域差距。在金融危機之下，一些壟斷大型國企和金融單位雖然利潤大幅下滑，卻沒有出現失業和減薪現象，甚至高管的天價年薪，也只是略微下降，政府機關的福利依舊，而很多的民營企業紛紛破產，不少人失去了工作，兩千萬農民工被迫返鄉。三十年的改革和財富的累積，一場危機下來，對失業和生活貧困者來說，竟然有度日艱難之虞，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刻反省么？
　　現在中國的國家經濟實力強大，經濟總規模已居世界第三位，財政收入有六萬億之巨，完全有共同富裕的基礎。之所以沒有做到共同富裕，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而是老百姓沒能獲得相應的回報。首先是稅負過重，即使面臨金融危機的壓力，也還是不見大幅減稅，而龐大的財政支出，用于民生的部分嚴重不足。其次，老百姓的資產匱乏，正如張教授所言，缺少“能下金蛋的雞”。
　　改革已經在效率上取得巨大成功，現在是到了通過制度創新，把公平當作主要目標的時候了。眼下正處于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卻可能正好是維護公平的最佳時間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