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近日主張,將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與國家外匯儲備的一半分給老百姓,具體建議是:“國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匯儲備拿出1萬億,兩項加起來一共是13萬億人民幣,發到每個人手里是1萬塊錢,五口之家將分到5萬,這將有非常大的財富效應。”對于張教授過去的一些經濟主張,我一直是很反對的,但此次卻很愿意支持他一把。

　　按說經濟學是很專門的領域,外行人本無從置喙,但國計民生原本就是一個常識,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從常識去理解想必并無大礙。對于張教授的這一主張,我認為一是可能的,二是必要的。何謂可能?國有公司股票與國家外匯儲備在理論上屬于全體國民所有,國民資產的再分配可以有多種形式,發放股權和現金也是一種。比如最近商務部高層官員就表態,在特殊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特殊的辦法,為了拉動內需,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是一項比較可行的選擇。既然地方政府可以發放消費券,中央政府同樣也可以,這應當不存在理論上的問題,引起爭議的最多不過是發放的數額多少罷了。
　　為什么說必要呢?我想張教授應當清楚,當初由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國企改制,現在看來是只要效率而忽略了公正。所謂國企改制,就是將一部分國有企業改為民營企業的產權改革。在當時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效率的情況下,改革的確勢在必行。但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如何改革。不同于前東歐計劃經濟國家的改革模式,即以非實物的價值形式,在全體公民中進行平等的初始分配,也不同于中國最早的農村改革,基本上保證了公平分地,中國的國企改制是政府作為所有者,將國有資產作價“分”或“賣”給原來的管理者階層,化公為私,一步到位。在當時看來,這種權力主宰下公眾無從參與談判和博弈的經濟轉軌無視社會公正所必需的交易費用,成本自然是很低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中國經濟后來的飛速發展也是有目共睹,但從長遠觀點看,這種起點不公正無疑包含著隱憂,因為無論經濟效益有多大,它都意味著以大多數國民的長遠利益受損為代價。
　　首先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前此幾十年國民生產積累的公共財富,通過權力指定,一夜間便低價轉變為少數人的財產,其本身便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用某位學者的話說,是“搶來本錢做買賣”,“從掌勺者私分大鍋飯到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其次是對待下崗人員的不公,且不說改制沒有考慮到每個生產者所擁有的股權,單說買斷工齡一項,就沒考慮到從前的低工資中本身就包含了退休金、醫療費的交納,也沒考慮到貨幣貶值的遞減規律,只是付出少量錢,將他們推到沒有健全保障體系的社會上自謀生路。就此而言,今日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部分不是競爭的結果,而是起點不公正的結果。
　　由于只重效率不重公正,國企改制成了少數人的游戲。也就是說,改革的初衷是基于道德上的正義,讓中國人富裕起來,而在如何改革國企方面,卻沒有做到道德上的正義,而是有悖于法理上擁有國民資產的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意志。缺乏公正的社會改革,必然會導致社會矛盾,導致改革的公信力受挫。因為社會財富的公正分配不只是利益問題,也是社會心理問題。
　　國企改制早已完成,不公已經形成。我不認為有些人的看法是可信的,他們認為原始積累的不公到了下一代就會自動合法。因此,目前提出改革的結果公平,采取補救的措施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是要把高收入的人拉下來,如當前正在熱議的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改革,而是將低收入的提上去。由上所述,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有財富的增加,是許多國民承受了個人犧牲而獲得的,張維迎教授適時提出這一主張,我覺得正是勢之必至,理之固然。這不過是政府對國民多年來支持改革的回報,也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忽視起點公正的一次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