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放消費券“救經濟”的行動日漸升溫，各種跡象表明，消費券拉動經濟的魔力已經被過度放大。繼成都和杭州率先向部分居民發放消費券之后，杭州市計劃進一步擴大消費券的概念范疇，準備繼續推出旅游券、教育券、培訓券等消費券，而且從杭州市領導的工資、福利中切出10%以“消費券”的形式發放等方案也正在研究之中。
　　表面看來，兩地發放消費券的舉措得到了商務部的認可，這也成為消費券升溫的推動力。但仔細研讀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的表述就會發現，雖然他言及“（消費券）是一種比較可行的選擇”，但同時也講到“（消費券）是在特殊的條件下采取的特殊辦法”。
　　“特殊”二字的言下之意，消費券固然有拉動消費之作用，但其可持續性卻存在疑問。調控部門的這一表述理應得到全面理解，消費券絕非拉動市場消費欲望的萬能鑰匙，否則調控部門也不用十數年來一直為拉動內需而犯愁，而只需要靠一張張花花綠綠的消費券就能夠萬事大吉了。
　　其實，發行消費券拉動經濟的創意并非中國首創，最早的案例見于10年前的日本。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始作俑者的行為恰恰遭遇了失敗的結局。1999年，深陷經濟危機的日本為了刺激內需，向15歲以下65歲以上居民以及弱勢群體發放每人2萬日元的消費券，總值高達6000多億日元。但日本財政部的調查發現，最終的市場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消費券僅有3成被用于消費，而6成以上則被轉化成儲蓄。也就是說，日本民眾在用消費券購買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后，直接把省下的鈔票存入銀行，并沒有因為消費券的發放而全部用于擴大消費規模。最終當年日本因消費券推動的新增消費總額不過2025億日元，僅占名義GDP的0.04%.
　　出現這樣的結局并不奇怪。在貨幣理論看來，發行消費券的本質不外乎兩種：其一，如果是針對全民發行，比如按照諾獎得主蒙代爾的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發100元，其實質就是央行人為的貨幣創造行為，也就是央行多印刷了1300億元紙幣并投放到經濟運行中。貨幣濫發的結果會如何呢，只怕每個老百姓也都知道，那就是以物價的全面上漲抵消消費券所“創造”的賬目需求，市場效用被徹底消弭。其二，如果只是針對部分人群發放消費券，比如只針對社會困難群體，這固然能夠發揮出一定的拉動作用，但也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大。
　　后者與常規性質的“送溫暖”并無二致，頂多是又一種“幫困扶貧”的形式，并且扶助金額有所擴大而已。凱恩斯的消費理論認為，人們的消費欲望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的變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長期收入的變化。對于中低收入群體而言，后者所占的影響力反而會更高。毋庸諱言，消費券不過是應對當下危機的應景舉措，其派發行為的持續性根本無法得到長期的政策保證。因此，短期救急性質的消費券并不能夠實質性改變受助人群的消費心理。就如同當年的日本一樣，消費券不過是讓人們用之購買本就計劃中的物品，然后把省下的錢存在銀行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隱藏在消費券背后還有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截至目前，各地政府發放消費券的資金來源，也就是消費券的最終給付資金源自哪里，并不見詳盡的說明。從公共財政和貨幣規則角度看，這一議題可謂茲事體大。地方政府用于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資金，如果來自于財政資金轉移支付規模的擴大，則需要報經預算管制程序的審核。究竟哪些人應該得到消費券，發行規模該有多大等相關問題，理應受制于立法機構的監管，而非行政部門所能獨斷。而如果消費券資金不是源自財政轉移支付，則就屬于地方政府憑空創造的“準紙幣”，明顯違背了貨幣發行管理的基本法律規定，屬于地方政府私自涉足于貨幣發行領域，其涉嫌違規的性質將更加嚴重。
　　用“權宜之計”來描述消費券是再準確不過了，肆意放大這一“金融創新”的作用并不足取。對于中國目前消費不足的局面而言，要想獲得實質性的市場突破，尚需要在“藏富于民”等深層次改革推進中扎扎實實做好工作，與之相比，消費券所帶來的“熱鬧”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