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事涉成千上萬學生、學校以及家庭的政策，高考方案的調整，首先應該是一個公共政策問題，然后才是一個教育科學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提醒，在事關公共政策的公平問題上，決策必須審慎。在事涉成千上萬學子、學校以及家庭的問題上，究竟決策者是基于何種理由和權力把他們作為改革的試驗品？那些利益攸關者的意見和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有報道稱多數學生表示反對取消文理分科，類似的意見能否在這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過程中得到充分的博弈？
    有社論指出，取消文理分科必須輔以錄取制度改革。應該承認，從教育科學的邏輯，這樣的判斷是成立的。
    然而，應該看到，無論是學生的學業負擔本身，還是強調分數的評價體系，乃至學生整體素質低以及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的缺失等等，事實上都不是一個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或者高考錄取制度改革本身所能承載的課題。
    眾所周知，對一般百姓而言，教育是為其提供向上層社會流動、個人晉升的機會（有時候甚至是唯一機會），這與我們古代所謂“學而優則仕”是同質的，只不過大學學位和文憑取代了古代社會通常承認的頭銜和特權。
    問題就在于，我們的公共教育資源分配是很不公平的。重點大學往往不是其教育質量導致的結果，而是政府和社會偏愛的結果。要進好的大學，首先就要進好高中。因此，從小的時候，我們的學生就要會考試。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考試已經不是衡量自身知識掌握程度或者進入新的教育體系的門檻標準，而是獲取更多教育資源的工具。在資源有限并且分配極度不公平的情況下，要想在這場搶奪資源的“戰爭”中勝出，對一般人而言（當然，有人可以借助身份和特權以保證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自然只有層層加碼以保證自身的競爭力。
    在這個層面的意義上，無論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教育行政當局期望減輕學生負擔或者期望培養“通才”的目標都不可能達到。因為，在應試教育中，知識從來就不是一種價值，而是一種工具，它本身就是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的天敵。
    而毫無疑問，公共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現狀沒有得到改變，應試教育肯定就長命百歲。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取消文理分科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假若教育行政當局能真正改革放權，我相信，無論是培養“通才”還是提升學生整體素質的目的，都可以在高校自主招生權力的落實過程中得到解決。而同樣，假若公共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現狀能夠有效得到解決，我們又何嘗不能建立一個注重個性、特長的多元評價體系與升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