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寒風襲來之際，中國也感受著撲面而來的“就業寒冬”。這一點，從農民工過早無奈返鄉的鋪蓋卷上可以感受，從屢屢傳出“裁員大名單”的危言中可以感受，從一個個被人海吞沒的招聘會上尤其可以感受。專項招聘會、綜合招聘會、研究生招聘會、大學生招聘會、農民工招聘會……凡有招聘會，便有爆滿流。一 場場人頭攢動，一張張焦急面孔，一聲聲無奈嘆息，無不警示著我們——這是一個就業緊迫的時代。

    年年都說就業難，今年尤有雪上霜。金融危機正漸趨影響實體經濟，這種影響必然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聯想到珠三角那些關閉的企業，聯想到明年大學畢業生600多萬的規模，聯想到中國城鄉“過剩”的勞動力大軍，再看看那些于危機中疲于應付、做出不裁員承諾已算很厚道的大小企業，就業形勢實在難期于短期內陡然間“柳暗花明”。就在昨天，有專家撰文稱，失業潮于春節后將會到來；就在同日，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重申“一定不能讓就業問題造成人心浮躁”；而就在此前一天，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也在一次論壇上疾呼“就業給了人尊嚴，一定要把就業放到第一位”……憂慮殷殷，呼聲急急。
    政府并沒閑著，我們看到了。不管是教育部 “研究生適當擴招、面向基層就業”等四大舉措，吉林等地 “一次性裁員超20人要報告、將社會保險補貼擴展到各類招用就業困難人員企業”的規定，還是10月底人保部關于落實《就業促進法》的意見重申，能夠看到政府部門的確有所行動。但面對急迫而艱巨的就業壓力，這些動作的幅度還是小了點，也有些常規，尚難形成堅不可摧的防御之力、就業之力。
    當下急需的，是出臺一些基于國家層面的專項政策，做出系統性的應對，萬萬不可滿足于局部調整的老思路，進而喪失掉應對的最佳時機。
    “就業寒冬”的結構性因素在哪里？經濟學家郎咸平近來在廣州演講時認為，根源都與“制造業”定位有關。進出口貿易的嚴重萎縮，造成制造企業的難以為繼，大量農民工面臨失業；又因為中國在產業鏈條中實際處于價值最低端的一環，不需要美國那種較高端產業鏈對于大學生通才教育的需求，這就構成了大學生難就業的源頭。竊以為，如此思路，有助于我們從結構上認知“就業命題”的本質。
    既然我國“90%的就業仍然是由占經濟比重70%的民營經濟提供的”，那么，政府在拯救經濟舉措中，便不能簡單地將資金全部投向公共項目的基礎建設，光盯著將由此帶來的GDP增長。誠然，政府在公用事業上投資可以帶動一部分就業，但相對而言仍然是少數，而這種投資基建，“實際上是把錢投向了已經過熱的行業，如鋼鐵、水泥等，而已經過冷的制造業中小企業仍難獲得銀行貸款”——— 熱的更熱，冷的更冷，就業難有大的改觀。
    正如溫家寶總理日前在廣東考察時所表示的，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因為有了制造業，服務業才能發展，社會就業才能發展。所以，應秉持“把就業放到第一位”的思路，考慮真正改變中小制造企業生存的現狀，不能以為“既然制造業處于低端，死去便是優勝劣汰”。
    “經濟救市”不是簡單地救GDP，本身還包括救“就業”之市的內容。在當下中國，盡最大能力擴展就業空間，“不讓就業問題造成人心浮躁”，當務之急是出臺專項應對政策：其一，以中央的名義，將就業問題上升為一段時期內的國家戰略來應對，充分動員地方政府的力量，包括取消對大學生就業的戶口限制、指標限制等行政限制，促進全國范圍的自由就業，也包括有意識地在社會服務業單位增加對畢業生的雇用量；二是充分考慮對制造業的投資，從4萬億投資中拿出相當一部分應用到對制造業的扶持、升級上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通過財稅支持增強其抵御風險的能力，支持其實現產業轉型與結構優化，以期受益企業能提供更多的崗位，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不斷吸收較高層次的勞動力，形成新增需求。這是以結構性策略化解各層次勞動力遭遇“就業寒冬”的重要思維，也是真正化“危”為“機”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