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對從事高校工作的人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每年一到這天，就意味著一年一度的高校就業大戰拉開了帷幕。而與往年相比，今年的“11?20”有些特殊：明年，611萬2009屆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將離開學校，走向社會。這是當年畢業大學生人數首次超過600萬。而今年一個眾所周知的背景是，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海嘯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大學生就業的難度。(《中國青年報》11月21日)

    本則新聞經過條分縷析，語重心長告訴我們：金融海嘯可以是一個契機，大學生學會用平常心態來看自己，社會也要學會用平常心態來看他們。就讓明年成為大學生作為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元年吧。
    金融海嘯成了大學生作為普通勞動者就業的契機？隨著大學生就業難的出現，各種各樣的論調也頻繁呈現在公眾面前，告誡的、擔憂的、抨擊的，不一而足，總之，就是認為大學生理應放下身段，以謀得立足之地。
    但是，就筆者觀察，還沒有哪個大學生“理性”到接受專家這些一面之詞的地步，盡管他們也明白“三個蘿卜一個坑”的就業時代已經到來。道理很簡單，這種勸導違背了人之常情：誰不渴望向上流動？誰不盼望高薪高酬？誰不希望出人頭地？
    蒼白的說理和現實的尷尬折射出大學生作為普通勞動者就業的邏輯悖論，不管你承認不承認。首先，冀望于大學生放下身段就業，不但是對傳統社會習俗的違背，也讓人擔心大學生成了為就業難買單的犧牲品。翻開任何一個大學的招生簡章，隨處都可以看到“某某專業為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等等培養高級人才”之類的話語，難道這樣的廣告用語是作為“普通勞動者”的培養目標設立的嗎？
    其次，大學生群體及其家庭為向上流動付出了昂貴的成本———大學生一年所需費用相當于職工年純收入的2倍、農民年純收入的4倍多，這是一個普通勞動者應該付出或承擔的代價嗎？
    其實，大學生從來就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成為社會一員的，除了那些特權階層的子女，難道你發現過哪個老百姓的孩子大學畢業后是以精英或者上層人士的姿態進入社會的嗎？之所以有關人士提出讓大學生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進入社會，在筆者看來，是一種矛盾轉移，是讓大學生承擔不應承擔的社會成本。
    “普通勞動者”就業元年的邏輯悖論在于夸大了大學生自身對就業的作用，而忽視了社會和教育應該承擔的責任。關于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學者索羅金在《社會流動》一書中提出：學校是使人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電梯，學校通過考試來進行選拔，從而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一個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傾向于彈性結構的社會，是一個可以平等自由流動的社會，知識成為資本，可以使人向上流動。筆者以為，假如社會分層良性化，教育功能凸現，任何個體包括大學生都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尋覓夢想，那么，所謂“大學生成普通勞動者”的說法將不復存在，因為個體地位和聲望取決于自身努力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