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出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并不意外。對于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來說，今年勞動力成本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外部經濟下滑等問題集中出現，因此國家在此時出臺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是可以理解的。盡管今年8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還曾經下發通知，要求今年尚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下半年應及時調整，但在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面前，繼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

　　這樣做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有學者早就指出，比保增長更重要的是保就業。因為長期以來，我國之所以實行低工資策略，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確保就業。而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是最強的，它們的倒閉將直接影響就業。如果不全面考慮當前形勢，繼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那么企業接下來將出現因勞動力成本增大而裁員，甚至被迫倒閉，到時候員工面臨的將不再只是低工資，而是失業問題。
　　不過輿論卻質疑聲四起———有論者就詰問，這樣做是否考慮到普通工人的感受？是否考慮到現在工人工資低下的實際情況？是否考慮到擴大內需的根本要求？更有網友指出公務員工資“只升不降”、壟斷企業職工工資虛高等現實，直言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讓人心涼”———這些同樣提醒著決策部門，民眾的“公平性焦慮”也不容忽視。
　　理性分析這些觀點，會發現這種“公平性焦慮”并非空穴來風。就拿公務員來說，每隔一兩年就會大幅調整工資，而且永遠只會升、不會降，更沒有失業之虞。比如廣州市副市長甘新今年7月就透露，正在醞釀公務員漲工資一事，有可能人均漲幅1500元。再拿壟斷企業來說，長期存在工資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等現象，各種極端事例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還有一些國企高管的高薪，動輒數千萬不僅讓現實差距如此醒目，民眾產生“公平性焦慮”也就不難理解了。
　　近期很流行一個詞：共度時艱。這是國家在面對一切困境時都需要的態度。但民眾所看到的卻是，每次危機面前，最先支付代價、也是付出犧牲最大的總是民營中小企業以及普通產業工人；碰到困難時，一些政府決策部門首先想到的是減少最底層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而非從自身做起，嚴格控制包括“三公消費”，公務員工資、福利在內的各類行政成本開支，也鮮有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主動提出降薪。本該“共”度的時艱，大部分時候卻只是底層勞動者在默默承受。
　　在筆者看來，公平與效率，盡管在一定時期內會有所取舍，但不能每次都舍公平而取效率。最低工資本是一種兜底性的保障制度，而且涉及面廣，對底層勞動者的民生影響巨大，因此不該成為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手段。國家為中小企業減負，應主要以減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