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因出租車司機的合理訴求正在得到有關方面的妥善解決，重慶主城80%以上出租車恢復營運。

　　在慶幸事端沒有擴大惡化之余，我們也有一些擔心：雖然群體事件并不都是無理取鬧行為，但其對社會秩序、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往往不利。特別是“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快鬧快解決”如產生“示范”效應，使這種社會生活中的“非常態”變成常態，那將貽害無窮。
　　因此，應該力求在“風起于青萍之末”即解決問題，別等到釀成群體事件才給予足夠的重視。　
    而要防患于未然，就得做到以下幾點：
　　為群眾表達利益訴求提供合法、便利、有效的渠道。這里的關鍵是有效——“說了不白說”——老百姓說話有人聽，問題有人解，困難有人幫。說了管用，普通群眾感到人雖微而言不輕，就會通過正當渠道反映問題，尋求幫助，維護自身權益，而不會采取“罷運”等偏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以重慶出租車風波為例，“罷運”前一段時間抱怨和意見的帖子在政府網站上就有許多，甚至“罷運”也不是秘密，上月底就有苗頭。有關管理者并不需要“一葉落而知秋”的見微知著的本事，只需把百姓的冷暖疾苦當回事，就不至于“把事情鬧大了”。
　　當“裁判員”的不能“吹黑哨”。重慶出租車罷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出租車企業收取的規費偏高。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按說，出租車企業與出租車司機有矛盾，政府主管部門應是代表公平正義的仲裁者。但如果政府主管部門不能秉公仲裁，甚至有商業賄賂、官商勾結的腐敗因子在里面，就可能偏袒偏護；而問題得不到及時公正的解決，日積月累，就可能釀成群體事件。
　　“公仆”不能以“父母官”之身份強勢行政，哪怕是“出于愛心”。出臺新政前要反復征求群眾的意見，不能自以為是；平時要設身處地地考慮群眾的安危冷暖，積極主動地為群眾排憂解難。比如，重慶出租車起步價多年維持在5元，這與北京、天津和鄰近的成都相比，都是偏低的。在有些人心目中，起步價提高一兩元錢或許可以忽略不計，但對于出租車司機，卻意味著利潤及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高。這個問題，有關部門久拖不決，最終成了誘發群體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