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與溝通渠道的失效,被重慶出租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提請關注。只有培養社會矛盾的緩沖與消減機制,才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

　　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驟然而起,也迅速消停。僅一兩天工夫,重慶主城區的出租車已全面恢復正常營運。但當地相關部門的反思與善后并未因此終結。11月6日上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重慶出租車運營事宜與出租車司機進行座談。對于持續近兩天的出租車停運,薄熙來反思說:“我認為,這次出租車停運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檢討我們的工作。要反躬自問,研究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不足,哪兒做得不好,或者說有官僚主義處理得不及時。政府有關部門都要通過這件事認真總結,改進工作�！保ㄗ蛉招氯A社報道）

　　政府新聞發言人則表示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如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推進出租車運營體制改革;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
　　無論如何,在這樣一起罷運事件中,從迅速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信息,到部署整改措施,然后安排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與市領導座談,公權力表現出它應有的謙抑與自省,成為一起驟然而起的社會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筆者對此表示激賞,也期待反思能夠更加到位,使原本不該發生的事件再次發生。
　　重慶出租車罷運的確是本來可以不發生的。當我們回頭從容看待這起事件,會發現罷運的主要原因,除了作為導火索的“份兒錢”,更在于矛盾處理機制的缺失。固然,是出租汽車公司未經批準擅自提高“份兒錢”,加重了出租車司機的生活負擔。而且在罷運次日,重慶市政府就已責成各出租汽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到去年的水平,罷運應聲消停。在這其中,“份兒錢”似乎顯得至關重要。但我們有必要假設的是,有沒有一種方式,既能夠滿足司機的正當訴求,又不用出現“罷運”的情況呢？顯然是有的。我仍舊深信不疑的是:在降低“份兒錢”這個處理結果不變的情形下,假如有關部門在罷運之前能夠知情,即對出租車司機的要求予以滿足,則罷運將不會發生。
　　正像當地政府有關人士所表示的,“將抓緊研究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建立更加暢通便捷的訴求反映和溝通渠道”。一種對話與溝通渠道的缺失,被重慶出租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提請關注。它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秩序:出租車司機找不到表達訴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虛設。于是,罷運就在政府部門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地發生了�！傲T運”也就成了惟一的對話方式,一上來就已是最壞的結果。而這樣的一種情形,在之前的甕安事件、孟連事件中,亦有呈現。
　　為了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各項制度必須準備得更加充分。面對社會問題,需要建立完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建立這些機制,不僅可使勞工一方形成了一種自我克制的理性機制,也事實上成為一種社會矛盾的緩沖與消減機制,更是一種盡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的機制。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事先擁有一塊社會矛盾的緩沖地帶,“重慶罷運事件”是不是就可能被有效消弭？
　　我們有能力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前提是要建立一種更加自信而完善的社會治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