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有能力防止類似罷運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嗎？這需要由一種更加完善的社會溝通、博弈機制給出答案。

　　6日上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重慶出租車運營事宜與出租車司機進行座談。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表示，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如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推進出租車運營體制改革；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

　　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驟然而起，卻也迅速停止，僅僅一兩天時間，主城區的出租車已全面恢復正常營運。筆者認為，在這起罷運事件中，當地政府表現出了應有的自省，這是罷運事件很快平息的真正原因。
　　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原本是可以不發生的。當我們回頭再看看這起事件，就會發現罷運的直接原因是“份兒錢”等原因，而深層原因是處理機制的低效率。固然，出租汽車公司未經批準擅自提高“份兒錢”，加重了出租車司機的生活負擔，而在罷運次日，由于重慶市政府責成各出租汽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去年的水平，罷運就應聲停止。從表面看，“份兒錢”顯得至關重要，但我們有必要假設，有沒有一種方式，既能夠滿足出租車司機的訴求，又能避免罷運呢？顯然是有的——在降低“份兒錢”這個處理結果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在罷運之前就能夠知情，對出租車司機的合理要求予以滿足，罷運恐怕就不會發生了。
　　重慶市政府有關官員表示，“將抓緊研究出租車行業的訴求” ，“建立更加暢通便捷的訴求反映和溝通渠道”，由此可見，溝通渠道的缺失，被重慶出租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方式來“提請關注”。它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秩序：出租車司機找不到表達訴求的渠道，或者有渠道也形同虛設，于是，罷運就在政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全城罷運”此時成了唯一的對話方式。
　　為了防止最壞情況的出現，我們的制度設置必須更加完備和有效率。一些西方國家也經常出現罷工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罷工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或行業組織，在與政府或資方進行充分博弈而無法達成共識之后，才采取行動。這種在舉行罷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事實上成為一種社會矛盾的緩沖與消減機制，更是一種盡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的機制。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擁有社會矛盾的緩沖地帶，一定能有效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我們到底有能力防止類似罷運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嗎？這需要由一種更加完善的社會溝通、博弈機制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