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由于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在法制建設方面，農民與其他強勢階層相比總是處于不平等地位的話，那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就應當改變過去長期形成的無視農民群體利益的慣性思維，尤其在農民土地流轉過程中，國家應依法確立農民的平等地位，維護合法權益，這一點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革，推進農村改造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農村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而昨天，新華社全文播發《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筆者以為，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權，是確定了農民對土地處置的平等地位，對農村的深層次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關于我國的農民增收困難，曾經有這樣一條新聞被廣泛傳播———改革開放30年，我國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長近31倍，年均增加138元。但是，有專家認為，這樣的絕對數值比較沒有說服力。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系數，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1978年相比較，只有7.344倍，平均每年只增加29.28元。由此可見農民增收之難。
　　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長期以來，我國大多數農民的增收渠道，主要是依靠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以科技促增收；另一個渠道就是外出打工。而農民的主要資產———土地，即自己合法的承包地處置方面，還難以形成增收亮點。
　　在土地流轉方面，為什么難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渠道？這與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難以與其他社會階層有平等的土地流轉地位有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凡涉及農地流轉的法律法規，在利益取向上，農民總是處于劣勢地位。例如：
　　1990年5月19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12條規定：土地使用權最高年限：居住用地70年，工業、教育、文化、衛生用地50年；2003年3月1日實施的《土地承包法》第20條規定：農民耕地承包期為30年；而1999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17條明確：征地補償費為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安置補助費為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
　　可別小看這些雖然同樣涉及土地、但數據大不相同的法律法規，正是這些法律法規中擁有或使用年限的數據差異，形成了行業之間、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平等，造成農民利益的損失，以及引發大量的群體事件和矛盾沖突。因此，依法確立農民在土地轉移過程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平等地位，是解決農民增收、化解社會矛盾的一個非常現實而迫切的問題。
　　同樣是一宗農民的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可以僅付出年產值十幾倍的補償，而獲取多達70年的使用權。可見，在對農地的轉移方面，農民在法律面前處于天然弱勢地位，這樣的狀況顯然是不平等的。
　　這種不平等還表現在：一，既然法律規定農民土地承包期為30年，為什么承包地轉移時的補償不能同等的按照30倍年產值計算？雖然法律也有諸如“達不到農民原生活水平的補償標準……可以提高到30倍”的規定，但由于各方利益糾葛，規定很難落實；二，補償標準“按照前三年平均年產值計算”也缺乏客觀性，“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由于技術進步等因素所致，不能體現現實價值，很顯然，這樣的思維和實踐，難以體現公平公正；三，開發商用十幾倍年產值的付出，換取70年的土地使用權，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對農民利益的最大剝奪。
　　另外，從社會影響看，如果法律能夠規定按照對等原則，開發商對農民土地同樣付出70倍年產值的補償，減少尋租機會，房地產泡沫、房地產行業腐敗、由此引發的群體事件等還會如此嚴重嗎？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的法制體系將越來越健全。如果說由于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在法制建設方面，農民與其他強勢階層相比總是處于不平等地位的話，那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就應當改變過去長期形成的無視農民群體利益的慣性思維，尤其在農民土地流轉過程中，國家應依法確立農民的平等地位，維護合法權益，這一點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