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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調控政策出現重大方向性變化。中國人民銀行昨日決定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其中利率降低的舉動，標志著自2004年進入加息周期以來，在歷經共8次利率上調之后，利率政策正式宣告轉入降息的政策方向。
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貨幣政策最重要的兩項政策工具，二者的方向性變化，彰顯了調控部門對于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明顯變化的判斷。近期的宏觀經濟數據已經清楚無誤地表明了這些變化：首先，月度CPI漲幅降至5%以下，這表明中國的通脹壓力已經從“明顯”變為“溫和”；其次，海外經濟走勢有進一步趨冷的跡象，國際知名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的消息表明美國次貸危機仍在繼續深化中；第三，國內企業經營狀況日趨嚴峻，剛剛公布的上市公司半年報業績增幅遠低于市場預期，有機構甚至預測未來上市公司業績會出現絕對值下降。
在宏觀調控政策目標由“雙防”變為“一保一控”之后，如何實現“保”與“控”之間的政策權衡，始終是市場關注的核心議題。而上述諸多經濟跡象表明，在“保增長”與“控過熱”兩大政策目標之間，調控政策的重心越來越傾向于前者。在此背景下，終結已經持續達近兩年的加息政策方向，轉而創造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本就是題中應有之意。
由此可見，盡管貨幣政策出現了方向性變化，但其本質是順應經濟形勢變化的正常政策調整。以當下國民經濟發展相對復雜的形勢觀察，特別對于資本市場投資者而言，不宜被簡單理解為調控部門的“救市”舉動。
市場一直在擔心中國經濟陷入到所謂“滯脹”風險中，也就是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壓力并存。而綜觀能夠導致這一風險產生的原因，都與中國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問題有關：其一，國內的自主消費需求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導致海外經濟波動能夠迅速通過出口導向型行業傳導擴散，始自美國的次貸危機也由此演化為國內經濟衰退風險。其二，資源領域價格體制改革不到位。海外原油等價格的持續飆升，大幅度增加了國內企業的生產經營壓力，并且造成輸入型通貨膨脹問題。
前者導致了所謂的“經濟停滯”，而后者則體現為國內調控政策很難有效治愈的“輸入型通貨膨脹”。更為關鍵的是，應對前者需要更加積極的調控政策，而應對后者則需要緊縮的調控政策，二者的相互交織宛若讓經濟調控政策患了癌癥一般，無論是對調控政策的方向選擇還是調控力度的把握都相當困難。
以此來觀察資本市場的持續調整走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應了上述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充分體現為結構性和制度性的特征。貨幣政策作為一項總量調控政策，并不具備從實質上化解這些問題的能力。具體而言，貨幣政策的相對松動，雖然能夠從總量上緩解微觀經濟運行的資金瓶頸問題，但是并不能夠保證最終資金流向的合理布局，更遑論資源價格扭曲問題的解決了。更為關鍵的是，如果市場因總量政策的積極變化而過于樂見未來的經濟形勢，最終導致調控政策忽略了結構性問題和制度瓶頸。那么，其結果反而只會讓問題被掩蓋，并且最終以更加惡劣的形象示人。之前有關成品油定價體制改革，有關“費改稅”的改革，有關部門始終在尋找所謂的“最佳時機”，尋找所謂的“適合價格”，但最后的結果就是在海外原油突破140美元每桶后，造成國內更加嚴峻的資源供求失衡問題集中爆發。
事實上，破解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應急性的“救市”之舉，而是在于進一步改革攻堅推進的決心與行動有多大多堅決。期望畢其功于一役的“救市”政策，固然能夠帶給資本市場暫時的欣喜，但最終的市場表現仍無法逃脫曇花一現的結局。與其去期望“救市”舉措帶來的短期市場機會，不如去耐心等待更具針對性的改革措施的堅定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