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發改委發出 《請求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權益的建議申請書》的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日前收到了國家發改委的回函,發改委表示已向有關部門發出完善退票費政策的建議。不過,盡管已經向相關部門建議有條件地取消鐵路客運退票費,但國家發改委表示,責令鐵路運輸企業停止收取退票費存在一些法律障礙。(（本報今日報道)

    其實,發改委就退票費向鐵道部提出的建議,即將退票費區分不同情況、不同時段以及不同原因分別對待的建議,與法律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如出一轍。這一點,除了該建議是由發改委這一“權力部門”提出之外,與近年來公眾一直呼吁變革鐵路退票費的法理依據相比并無新意,也不可能有新意。但值得注意的是發改委“責令鐵路運輸企業停止收取退票費存在一些法律障礙”的表態。
    在發改委看來,除了自己與鐵道部在行政級別上同級無權“責令”鐵道部外,更大的障礙在于法律本身,因為從《合同法》的角度看,旅客退票屬于單方要求解除運輸合同,而且退票費主要是對因旅客退票造成鐵路運輸企業運輸能力虛糜損失的賠償,屬于《合同法》中的合同違約責任。既然退票費屬于《合同法》調整的契約范疇,作為合同第三人的發改委當然無權“說三道四”,因為合同本身是而且只是契約雙方的事。至少在這一點上,發改委的法律素養足以讓人稱道。
    發改委只是一個行政機關,而非裁判機關,所以說它對像退票費這樣的“合同爭議”并沒有裁判的權力,真正有權裁判這種糾紛的機構是定紛止爭的司法機構,法治社會的職責分工恰恰是發改委無權責令停收退票費的原因所在。不過,問題也由此應運而生,既然退票費是一個法律問題,發改委在恪守法治下權力界限的前提下無權插手,是不是意味著有權解決的司法機關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
    籠統地將失職的指責加諸所有法院無疑失之公允,因為在現行的司法體制架構下,普通法院即便試圖在退票費問題上盡到自己的職責,恐怕也是自己的一廂情愿。按照司法管轄權的劃分,像退票費這樣的鐵路合同糾紛,由而且只能由專門的鐵路運輸法院管轄,也就是說,即便這其中有失職的問題,也應該由鐵路運輸法院“所有問題都自己扛”。可是,在企業自己辦法院的模式下,鐵路運輸法院即便冒著失職的指責也會 “雖千萬人,吾往矣”。畢竟,如果失職意味著對自己只有利益而無責任,失職就會被進行到底。
    退票費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刀切的格式條款是否合理的問題,這是司法應該解決的問題。但在鐵路運輸法院壟斷鐵路合同糾紛裁判權的語境下,問題就演變成一種不對等的博弈,即鐵路方面對格式合同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掌握著充分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這種情形,像極了我們司空見慣但卻都認為其違法的 “本方對該規則具有最終解釋權”。
    在法治社會中,沒有人能夠對合同條款具有最終解釋權,除了客觀中立的司法機關。發改委對退票費的表態,事實上也意在將這一問題還原為一個純粹的合同法問題,可問題是,如果退票費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合同問題,就不應讓作為合同一方的鐵路部門挾鐵路運輸法院享有 “治外法權”,從這個意義上講,發改委的表態“將了鐵路運輸法院一軍”,將其存在的不合理性從法律的角度揭露得淋漓盡致。接下來的問題就成了,已經被逼入“死角”的鐵路運輸法院,何時才能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