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24日召開全市干部大會。市委書記劉志庚在會上證實，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用作臨時生活補貼，發(fā)放給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口，相當于人均一次性可獲得千元紅包。東莞最初在4月底時作過表態(tài)，透露通過發(fā)放特別補貼金幫助低收入群體抵抗高通脹。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計劃即兌現為行動。不論是補貼的范圍之廣，還是金額之高，東莞在大陸城市中可列榜首。

　　在物價飛漲、CPI持續(xù)走高的情勢下，向市民直接發(fā)放現金以緩解通脹壓力，東莞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地區(qū)。此前，澳門政府已允諾拿出20億澳門元的盈余“還富于民”，爭取在7月份向每名澳門永久性居民發(fā)放5000澳門元(約4300元人民幣)、每名非永久性居民發(fā)放3000澳門元(約2580元人民幣)的紅利。同期，香港政府也表示，要拿出700億港幣，以退稅的方式給居民派發(fā)紅包。
　　東莞在當初表態(tài)要效仿港澳時，一度被譏諷為作秀之舉。輿論的不信任廣泛存在，就像對待最先提出全民補助、分享財政高增長的上海政協委員那樣，將其看成是荒誕或怪異的表達。CPI擾動社會民心，群情焦慮無助，政府作為或無為驚擾著民眾的希望與失望。在民生艱難的境地下，東莞公共財政顯露勇氣，給予被圍困的底層生活以擔當，濟難解困，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必將因此得分。
　　根據紅包發(fā)放方案，東莞有資格領取此次臨補的七類人群是：低保對象、五保戶、非低保對象的優(yōu)撫對象、非低保對象的一至四級殘疾人、棄嬰、已治愈的麻風病人和低保邊緣戶(家庭人均收入為401-600元)。顯然，紅包不是全民享用的，但扶助的絕對是受CPI負累最重的人和家庭；千元或許不多，但對極低收入的人群來說，也是矯正分配的臨時舉措，可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因此，評價東莞發(fā)紅包的臨時政策，重點不在于它是否將所有居住人口都納入進來。如果能這樣，我們當然樂見其成。可在目前的緊張局面下，至少證明：新一輪通貨膨脹侵襲民生后，東莞是以怎樣務實的態(tài)度對待這一問題，關鍵是公共財政并未作壁上觀，而是果敢地介入，承擔起責任。通脹傳導的壓力主要體現在食品漲價上，給低收入階層以充分的補貼，東莞的紅包可謂是花在了刀刃上。
　　宏觀經濟的運行現狀不缺經濟學家和經濟部門的分析，可小民的微觀經濟學仍然困擾在柴米油鹽、衣食住行上。今年，1月份CPI上漲7.1%，2月份是8.7%，3月份是8.3%，4月份8.5%，5月份7.7%，一季度是8%，全年控制在4.8%的預定目標恐難保住。與其談論分享國家經濟成果的大命題，不如采取行動，在CPI高企的前提下減輕它對民間的震蕩。觀照這層價值，東莞的紅包更貼近民眾的心跳。
　　這是除紅包之外，東莞拋出并給予解釋的問題，亦即：在類似通脹的困境中，底層民眾輾轉于困頓的日常生活，甚至無處呼告，而政府及公共財政應當作何反應？相信這也是東莞以外其他地區(qū)共同面臨的問題。近日，廣東決意實現城鄉(xiāng)居民收入的倍增計劃，全面建立與物價增長相適應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為此，公共財政作何設想？紅包只是應急之需，一攬子的解決方案不該僅系于紅包之上。
　　東莞在短時間內推出億元禮包，財政的公共之名得以彰顯。盡管圍繞紅包多有爭議，可它引發(fā)了關于公共財政合情合理投向的聯想。廣東并不諱言，在國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廣東人收入增速偏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4年來居于全國下游；二次分配中的公共品供給更顯不足，民眾的生活保障確有難處。即便不考慮CPI的圍追堵截，按照社會民眾的預期，公共財政應該也可以發(fā)揮更多的效用。跑贏CPI的真意或許就蘊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