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澳門為市民發紅利的做法啟發，廣東東莞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紅包，發放標準為每人1000元。由于澳門是向全體居民發放紅包，因此，一開始有輿論認為，東莞的紅包有可能會惠及新莞人。但最終紅包發放范圍為1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6月25日《南方日報》)

　　筆者為東莞還富于民、“全民共享”的公共財政理念叫好，這種做法比任何“面子工程”都得民心合民意。但是，也有遺憾。在東莞市給窮人發紅包的公共治理思維中，依然充斥著濃濃的習慣性、制度性歧視的味道，依然沒有跳出以“戶籍”二元結構體制下的福利分配窠臼。這種狹隘，不能不說是東莞市發放紅包事件中的一個瑕疵。
　　這并不是苛求和吹毛求疵，也不是過于理想化和追求完美。作為公共政策，首先也應該堅守一個“價值取向”，如果沒有或者喪失了這種應守的價值取向，那么即使這一公共政策能使一部分人從中受益，那么它可能也已經背離了公共精神。試想，如果各大城市都將發紅包面向“低收入戶籍人員”，那么對于城市中那些外來務工人員，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這將是一種怎樣的傷害？回頭想想，這些年來，我們的以“戶籍”論國民福利的二元“共享”體制，其產生的弊病，其造成的斷裂與失衡，其對于弱勢群體的排斥，難道還不夠多嗎？固然，東莞市不可能給全國人民發紅包，也不可能見人就發紅包，但是，對于那些仍在為地方財政做出貢獻的外來人口即“新莞人”來說，是不應被公共政策排斥在外的。
　　總之，面向“低收入戶籍人員”的東莞市給窮人發紅包的公共政策，其在“無意”中流露出的習慣性的歧視告訴我們：以“直接發錢”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共享”，是不可能的。一是“直接發錢”難以逃脫以“戶籍”論國民福利的二元“共享”體制窠臼，二是1000塊錢對于國民而言，只是“魚”而不是“漁”。